焦虑时代的少数幸事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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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时间,也需要主张。借助新的媒介,这叠报纸隐端所藏匿的那一小撮不积极分子以各样花式创作着他们的新生活实验形式。不仅介入艺文评论,且混搭主题图文整合,再辅以记者手札、高冷书单……以下,便皆为本周实操记录。
聚焦
阿列克谢耶维奇中国行:
想和中国人谈谈爱,
却无人回应
借由京沪两地书展的契机,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来到了中国。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密集性地遭遇到了大抵如下的问题:你如何看待当今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你如何理解俄罗斯社会的自由与民主?如何预测俄罗斯的未来?如何理解俄罗斯文学传统?如何理解《二手时间》里处在痛苦转型期的俄罗斯人民?
年少做记者时曾经抛向他人的那些大而无当的套路问题,纷至沓来。乃至于,当这些问题已经不知道第多少次出现的时候,她会选择轻轻地闭上眼睛。
“我非常愿意和中国人谈爱的问题。”
却无人回应。
不久前,书评君做过一场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长篇对话:《我们为自由所承受的痛苦,其意义何在?》相信书评君的判断力和主张。
少年读经:启蒙还是愚昧?
“读经”这个话题又被炒了起来。
早在1935年,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向全国专家发信一百多封,征求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收到70多封回复。参与者皆为当时文化、政治界中业已知名的人士。参与这次讨论的人士有:唐文治、姚永朴、钱基博、蔡元培、陈立夫、陈鹤琴、高觉敷、周予同、陈望道、蒋复璁、吴研因、郑鹤声、柳亚子等人。到当时参与者往往都接受过传统教育,所以重现这场讨论,仅将他们的观点呈现,也许其厚度便已决然不同。
“读经”争议双方集中在三点上进行了辩论。其一:通过读经能达到现代社会的教育目标——通过读经来达到现代社会的教育目标是低效的;其二:社会危亡是废经的结果——废经是社会危亡的结果;其三:以“读经”维护“文化本位”——以介绍和创造实现“文化复兴”。
八十年以后,我们讨论“读经”,所依赖的是一套被曲解了的“伪经”,以及从未成为过主流的“反刍”盲读法。世殊事异,情随事迁,感极而悲者矣。
影像
嗯?1961年的中国是这个样子
林西莉到北京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很新鲜。
街道异常宁静——绝大多数人穿布鞋或毡鞋,走路没有声音。少有小汽车或卡车经过,偶尔能听到驴和骡子经过时蹄子踏地的声音、自行车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她参观了故宫,却几乎只有她一个参观者。
她在北京大学上课,老师中文授课。在那个时间节点里,老师还会经常提到“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我们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共同斗争……”
那时候的海淀,还确实是一个农村。半个世纪以前的北京,一切都和现在如此不同。
在《另一个世界》里,林西莉拍摄了她1961-1962年游学中国的经历。文内插入了大量的图片,对于书评君而言,那也真的是一个没有影像而只有想象的世界。
纪念马克·吕布:
他按下快门的一瞬间,
记录下了我们时代的表情
“摄影无法改变世界,但能够展示世界,尤其是在世界不断变化之时。”
——马克·吕布
表情包的泛滥
是我们无话可说的未来
“别找我,我想静静,也别问我静静是谁。”对话框里连篇累牍的对话令你厌倦,长篇大论的朋友圈转发语使你避而不及。微信成为一个工作软件,工作时间从八小时绵延到你打开它的所有时间,不期而至的聊天窗口随时随地都会给人“惊喜”。上限为300个的个性表情包被随时更新,推陈出新的表情包因为新奇都想试试——你用这些或活泼、或讥讽,但大抵都传达了热烈情绪的表情,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回复着每一场仿佛邀请你加入的对话。
“自从有了表情包,聊天变得不再乏味,但是聊天也开始变得有点乏味。”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一名读者这样回应到。
热点
看懂了《小别离》,
就看懂了中国中产阶级的焦虑
欲望是无穷无尽的。“中产阶级”大抵总是处在这样的欲望漩涡中。“当妈妈的只要想到小孩有个好前景,哪怕只有一条门缝宽的机会,都会不顾一切向里挤。”现实向部分人敞开了这样一条豁口,影像记忆给人留下充足幻想:林阴道下两层小洋楼、修建整齐的草坪、独立车库、周末郊游里的夫妇、孩子与狗。
拥有的时刻惦念失去,未得到的当口渴望拥有。毕其功于一役,跟随盲流扎入惊涛骇浪。“在一个焦虑时代的少数幸事之一是,我们不得不去认识自己。”
书事
出轨大战:每个人都声嘶力竭,
每个人都面目模糊
如果要玩套路,现今出轨之类事宜,都还是太简单了。
《包法利夫人》,那是什么水准?《苔蕾丝·德斯盖鲁》又比何如?后者由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写著,同名女主人公苔蕾丝·德斯盖鲁忽而天使,忽而恶魔;忽而凶手,忽而被害者,形象百转千回。
这经纪人——马蓉——王宝强的把戏,真的也就只是晃晃眼的把戏。看客所需的真相,无非为镜中水月的一厢情愿,“我告诉你那是真的,就是真的”。这股喧嚣必然会过去。之后则被遗忘,也没有任何值得人再次咀嚼的价值。喧嚣之外,不如那些曾被反复咀嚼的、安静的经典小说,它们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它们的剧情才真正精彩。
这些纸上的爱,
难道我们再也不懂?
曾经有一部电影《玛丽和马克思》。男主人公的配音是我非常喜欢的男演员:菲利普·塞默·霍夫曼,已经逝世。
在这个手写书信已是罕见的情态里,笔友的故事已经快上升到了城市传奇的高度。1918年,62岁的萧伯纳写信给70岁的爱兰·黛丽:“在我的心坎里没有一个女人可以代替你的位置。”并且在信的末尾,饱含深情地说:“我遗忘对你说过的一切最轻佻、最放荡的话,现在依然有效,我一句也不收回。我是无可救药的。”
1922年,爱兰·黛丽前往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福,参加纪念莎士比亚诞辰的戏剧节,他们似乎在戏剧节上见了面。此后,两人的通信中断。六年后,爱兰·黛丽因病逝世。在她逝世几天后,她的女儿在房间里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朋友们”几个字。爱兰·黛丽一生的朋友,一个是英国小说家查尔斯·里德,一个就是萧伯纳。
他们从1892年开始通信。慢,之所以可爱。
□新媒体观察员: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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