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波波夫 用文学敲醒下沉的俄罗斯

　　卡夫卡有句名言，“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见真相，但所有人都能成为真相。”当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里，用口述体记录苏联解体对俄罗斯人的心灵冲击时，活跃在当代俄罗斯文坛的作家米哈伊尔·波波夫，选择了用自传体回忆录的方式，在小说《伊杰娅》中刻画一位解体前后的“苏维埃女性”急剧转舵的人生。在波波夫眼中，母亲伊杰娅本身，就是俄罗斯20世纪中后期的历史真相。

　　身高接近1.9米的波波夫像一头大熊，无论走路还是说话，动作都很迟缓，留着发白的络腮胡子，声音低沉，眼神忧郁。如果不写作，也许他就是托尔斯泰或者屠格涅夫笔下某个忧伤而强壮的俄罗斯猎人或农夫，在伏尔加河畔静候大雪降临。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冲突

　　转型时代的母子隔阂

　　波波夫1957年出生于哈尔科夫（今属乌克兰），没见过父亲，童年在哈萨克斯坦度过，少年时期随母亲在白俄罗斯居住。不完整的家庭并没有让波波夫感觉像孤儿。

　　他的“苏维埃母亲”，一生随着时代大背景而跌宕，连她的名字“伊杰娅”，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红词”，在俄语中表示“思想”、“主义”。她的一生也是苏维埃式的——与德国侵略者进行过地下斗争，被当局错误镇压过，进过喀山监狱，后被平反，大学毕业当上了外语老师，性格既有热情奔放的一面，也有严肃古板的一面。

　　在波波夫看来，这正是那个时代、那种制度下的苏联女人的共性，“这些女人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虽然国家让她们吃了很多苦，但她们依然对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建设的人嗤之以鼻。”苏联解体后，即便共产党不再执政，母亲伊杰娅还依然保留自己的信仰，电视成了她唯一的政治交流伙伴，然而叶利钦和盖达尔改革还是让她失望了。

　　与此同时，波波夫这一代青年人长大了，他们对国家命运的思索和老一代人分歧巨大。他还在高尔基文学院读书时，就预感了苏联分崩离析的命运。他和母亲经常谈论国家事件，却发现并不能用逻辑战胜母亲对某段历史的看法，他经常因为盛怒而酗酒、哭泣。

　　波波夫和母亲找不到共同点，母亲临终前几年，两人依然在激烈争吵。直到母亲去世，波波夫蓦然发现，“妈妈独自一人把唯一的儿子抚养成人。儿子长大了，母子却在转型时期成了彼此思想领域的反对者……往往人们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至死也不能彼此好好地交流思想。”

　　波波夫感到自己是有罪的，此时他读到了法国作家罗曼·加里的《童年的许诺》，这部作品表达了儿子对母亲不可思议的浓烈情感，激发了他想写作《伊杰娅》的动力。

　　苏维埃本是俄文совет（英文：soviet）的音译，意思是代表会议。起源于1905年俄国革命，当时是一种工人和士兵的直接民主形式，其代表可以随时选举并随时更换，暗含着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形式。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新型的政权的标志，城市和乡村的最基本生产单位都有苏维埃，苏维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可以立法，还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机构。

　　窘境

　　灰心丧气的俄罗斯精神？

　　在写作中，波波夫和母亲的对话继续延展，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最终是一幅反映苏联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及大清洗、40年代卫国战争、50年代解冻、60-80年代停滞、戈尔巴乔夫改革再到苏联解体以及解体之后的转型时期人民生活全景的“清明上河图”。

　　他开始理解母亲的幻灭。作为一个完全鄙视金钱的老共产党员，伊杰娅却发现苏联解体后的社会，一切都取决于金钱。她搞不明白飞涨的物价和动荡的货币汇率，拿着10卢布的纸币要去买24卢布一包的油酥饼干，她认为售货员疯了。

　　原来，母亲这一代人是被国家抛弃的一代。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一切向西方看，适应力强的年轻人尝试去经商、开中小型企业甚至做“倒爷”来开启新生活模式，母亲这样的老人不能适应，也没有机会融入新环境。

　　那真是俄罗斯精神失落的时代，莫斯科每一平方米土地上都能看见倒卖东西的人，旅游鞋、老兵勋章、牛仔裤、皮靴、相册……甚至幼儿园和剧院都变成了小商贩交易的场所。“人们有一种‘破罐破摔’的心态，因为惆怅，很多人选择酗酒和自杀”，波波夫回忆起90年代，满脸心痛，“叶利钦掌权时，俄国既无内战也无外侵，却因为这种经济状况而导致人口数量剧减了七百万。”

　　那时作为俄罗斯社会晴雨表的俄国文学也一步步走向了边缘。苏联解体后书报审查制度被取消，作家原以为得到了更多创作自由，未曾想迎来了新的“审查”——市场。俄罗斯经济的市场化导致了文学的市场化。曾号称“世界上读书最多的人民”如今更愿意在侦探、言情、幻想和色情小说里消遣时间，肩负“如何安置俄罗斯”使命的传统俄罗斯文学，陷入被迫让位于消遣性读物的窘境。

　　与此同时，严肃文学为了新生也在尝试新的可能。波波夫作为俄罗斯当代文学进程的参与者，对于俄罗斯当代文坛的现状，有着一番自己独特的诠释。

　　他和千万俄罗斯人一样，骨子里不曾放弃过斗争的信念。他以文学为武器，试图敲醒在精神世界里下沉的俄罗斯。

　　■ 对话

　　“在普希金和靴子之间，

　　俄罗斯最终会选择普希金”

　　新京报：我们普遍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进入了“青铜时代”，我想听听你作为当代作家，对当下俄罗斯文学创作的成就和阅读现状如何看待？

　　波波夫：90年代初，很多推崇西方现代派写作理念的人，认为可以把普希金从“现代文学”这艘船上扔下去。曾经有过一个争论，“到底靴子重要，还是叶甫盖尼·奥涅金重要？”大家觉得靴子更实用。在苏联解体最初几年，人们甚至认为，国内出现很多糟糕的道路和劣质的香肠，是因为生活里有太多普希金。之前是意识形态的审查，而今变成了“钱袋审查”，看似更自由，但这些年俄罗斯没有一个人的文学作品可以达到以普希金为代表的古典文学时期的水平。

　　新京报：俄罗斯文坛还是有很多严肃作家在努力改变现状，当时“后现代主义”风靡过一阵，比如大名鼎鼎的“女巫”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后来沉寂下去了，为什么后现代主义不适应俄国文学的土壤？

　　波波夫：后现代主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西方系统引入，经历了蓬勃发展，出现了索罗金、加尔科夫斯基等后现代派作家，但很快风潮就过去了。因为这不是俄罗斯土生土长的，是一种比较粗糙的文学样式，对人的心智没有促进，在俄罗斯大地上受到了强大的现实主义束缚。90年代中后期后，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开始走下坡路，很多作家还是向现实主义靠拢了。

　　新京报：现在据说俄罗斯文坛出现了一种“新现实主义”，评论家评价你的写作掌握了部分后现代主义的经验，又在其中加上了俄国文学的传统，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风格？

　　波波夫：事实上，在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唯一值得大家关注的流派是新现实主义。19世纪托尔斯泰的写法叫批判现实主义，苏联时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今很多俄罗斯作家认为自己是新现实主义。但“新现实主义”仅仅是俄罗斯文坛的一个部分。我的创作希望尝试各种题材，比如历史小说《独裁者》，乌托邦式的假想小说《火红色的猴子》。现在的俄罗斯文坛究竟哪种流派占主导，还不明显。

　　新京报：但文学在当代俄国被边缘化是不争的事实，国家是否做出过挽救的努力呢？

　　波波夫：国家确实在努力，俄国经典文学已写入教材，文化部正试图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做成侦探小说，吸引读者回归经典。实属无奈。在俄罗斯，科技越来越占据人们生存的空间，文学的境况越来越难，但文学应该不放弃斗争，在靴子和普希金之间，俄罗斯最终会选择普希金。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艰难而复杂，有肮脏有血污，但如果病态地将这些视为我们的骄傲将是可怕的，如同一个人因自身患有重病而自高自大……灰心丧气是最沉重的一种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