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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尼的理想国

让希望与历史押韵(1)

2016年09月10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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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尼及其家人。

  199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在年轻时曾觉得自己几乎是个文盲,这么说会不会太夸张?但希尼本人真的认为那个时期无知的痛苦真实存在。这位农民的儿子在走上文学道路之前,曾与一本艾略特的诗集相遇。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无法进入这本在当时代表“诗歌”本身的书,他觉得自己与艾略特的距离,就是他与文学乃至诗歌的距离。

  然而,他最终还是进入了文学王国。和他的前辈、伟大的爱尔兰诗人叶芝一样,希尼的名字是和他的祖国爱尔兰分不开的,而和叶芝一样,他朴实而深厚的诗歌,最终抵达了不同国度和不同时代的人群。

  “锻造一首诗是一回事,锻造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心,如斯蒂芬·狄达勒斯所说,又是相当不同的另一回事;而把骇人的压力与责任放在任何敢于冒险充当诗人者的身上。”

  焦躁

  爱尔兰的“斯通纳” 遥望诗歌王国

  去年年底,《斯通纳》一书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一时间所有人都在谈论这本约翰·威廉姆斯生前没有卖出去多少的小说。这本小说开头部分的斯通纳是个对文学一窍不通的农家子弟,英语文学通识课对于为了农业知识而进大学农学院的他来说实在太过陌生,太过高深。他似乎触摸到了些什么,但又深感烦恼,因为自己对这些文字难以理解,可面对它们,整个人又充满了可以称作“爱”的东西。

  读到这几页文字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前两年去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谢默斯·希尼,他的很多诗歌都写到了自己的故土和故土的乡村生活,许多人把他看成一位地方诗人或者乡村诗人。希尼出身农家,后来走上文学道路,他的父亲跟斯通纳的父亲一样沉默寡言,在悼念亡母的一首诗中,希尼写到过他的父亲对着母亲失声痛哭倾诉,他感觉一辈子都没听过父亲跟母亲说那么多话。就这些方面而言,我们可以说希尼简直像是另一个国度的“斯通纳”。

  希尼在哈佛大学的艾略特百年诞辰演讲《学习艾略特》中,写到了自己和艾略特的最初接触:他十五、六岁的时候在上天主教的寄宿中学,一个姑姑答应给他买几本书,有一本他选了精装的、经典版本的艾略特诗集。那时候“艾略特”这个名字就代表着诗歌,那本书很长一段时间对希尼来说就代表着诗歌和他之间的距离,代表着他多么不适合诗歌,不管是当读者还是作者。

  希尼幽默地提到了自己面对艾略特时的生理紧张,那个时候的他一看到那本书就会喉咙发堵,胸闷,种种神经症状就跟面对高等代数和微积分一样。后来希尼上了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后来他在那里教书(跟斯通纳的轨迹颇为相似),可是他的紧张和恐慌并没消失。有一次他要给本科生讲艾略特的名诗《灰星期三》,他查遍了能查到的所有参考资料,可还是没能感到自己真正把握住了那首诗,最后那节课就成了他“一生中最焦躁不安的四十五分钟之一 ”。

  那个时期的无知,带给希尼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虽然这种痛苦就像斯通纳无法理解英语文学课上的内容时感到的苦恼一样,当时难以言表。艾略特就像是一座大山,让人敬畏,可也挡在他和诗歌王国之间,无法进入艾略特就意味着他还不够格进入诗歌,不管是当一个作者还是一个读者。

  折衷

  “站在中央的踏脚石上”寻求“中道”

  对希尼影响重大的诗歌前辈、爱尔兰诗人帕特里克·卡瓦纳也描述过这种智识上的匮乏状态,卡瓦纳跟希尼的出身背景颇有相似之处,两人都出身农家,干农活,熟悉农村生活,也在诗歌中描述农村生活。卡瓦纳和他之前以及同时代的“爱尔兰复兴”派诗人不同,他反对他们对乡村生活的美化和神话。他在爱尔兰电视台的《自画像》系列里这样谈到自己的过去:“虽然农民的文学理想是一个农场劳作者,可事实上一个农民是生存在一定意识水准之下的人类存在。他们生存于无意识的黑暗洞穴里,当他们看到光,他们就尖叫起来。真正的贫穷是缺乏启蒙,我恐怕这无知的迷雾太大地影响了我。”

  希尼毕竟和卡瓦纳不同,他对乡村生活并没有那么尖锐的不满和批判,但他也意识到了乡村生活的隔绝性。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中,希尼一开头就提到自己从未想过会来到童年时在战时广播中听到名字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希尼充满感情地将自己童年的乡村生活描述成一种传统农家宅院中的亲密共存,但他也说这种生活是一种近乎穴居的生活(den-like life),在情感和智识层面都与外部世界多少有些隔绝(more or less emotionally and intellectually proofed against the outer world)。希尼虽然没像卡瓦纳那样明言,但我们无法忽视这种隔绝状态和无知之间的关联,可希尼拥有一种比卡瓦纳更为复杂的诗学理念,地方与世界,个人经验与文学传统,他试图在种种两极之间寻找某种也许可以达成平衡的边界和中点。

  希尼追求的类似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道,除了折衷,在如何生活这件事情上,他也可以算是个亚里士多德派。人不仅要活,而且要活得好,活得好就是要活得适宜,对于一个诗人来说,问题就变成了:“该如何合宜地生活和写作?”

  早在希尼的第一本批评散文集《首要之事》的开头,希尼就提出了这个他终身关心、探索的问题。他同时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个诗人和他自己的声音,和他自己的地方,和他的文学传统以及他的同时代世界,究竟是何种关系?”这几点都是希尼时时在心的重要坐标,因而,如果仅仅看到希尼诗歌中的一极,难免会做出一些并不符合诗人自身追求和实践的片面判断。

  有人说希尼是地方性诗人,说他对社会和政治太不关心,另一些人说希尼过于政治化,有些诗歌直接就是政治宣言。这些判断都忽视了希尼生命和诗歌的复杂性,把他简单划在某一边或者强迫性地把他归入某一边,都是诗人坚决拒斥的。

  希尼著名的《公开信》就是类似公案:这首诗出版在希尼被选入的一本《当代英国诗人》诗选后,希尼借这首诗公开表示自己不是英国诗人,而是爱尔兰诗人。诗中有两行反复被引用的诗:“我们的护照是绿色的,我们的酒杯永不曾为了向女王致敬而举起。”有些人因此将希尼看做支持北爱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的“共和国派”,可这种强迫站队的举动恰恰是希尼厌恶的。

  其实六十年代他早就不止一次被选进类似的英国诗人诗选,但他从来没有抗议过,这本选集的两位编者还都是他的朋友,所以他的抗议主要和时代背景有关。六十年代北爱问题还没有爆发,八十年代则是北爱问题最严重的时刻之一,希尼当时又和一群政治非常积极的戏剧界朋友一起搞“田野剧场”(The Field Theatre),周围的朋友都写过类似的表态文字,他也就用诗歌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希尼日后在访谈中提到过自己对被迫站队的厌恶,他说北爱冲突时期人们往往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方式来要求人,你不是共和派,那一定是支持北爱和英国保持统一的统一派,反之亦然。这样非此即彼的排中法他无法接受,他选择站在两者之间,因为他认为自己本来就生在两者之间。

  (下转B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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