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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的日式解读 当蒙古帝国成为开端

2016年09月10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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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英弘,193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5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系,1966年起任教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主要作品有《康熙帝的信件》《成吉思汗》等。
蒙古帝国(1206-1259)是在13世纪由蒙古人建立的各个政权所联合组成的大帝国。历史记载中并没有这个帝国,蒙古帝国是西方史学家对蒙古人建立的政权的统称,被公认为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之一。
《世界史的诞生》

作者:冈田英弘

版本:北京出版社 2016年2月
《重新讲述蒙元史》

编者:张志强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6月

  这不仅是一本小册子,更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今年年初,冈田英弘(Okada Hidehiro)《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日文书名:世界史の誕生-モンゴルの発展と伝統)一书简体中文版在北京面世,引起国内学界和公众阅读界的广泛关注及后续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不仅提供了关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新认知,并且将这种新认知放到全球史的大背景中展开阐释,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东亚历史解释方式,并通过谈蒙古与中国,回望日本及其历史与当代定位。

  当然,这种解释方式的背后该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知识“迁徙”过程,最初的日文本在1992年即已出版,1999年再版,但进入中国与中文语境则要晚得多,2013年,繁体中文版在台湾地区面世,2014年大陆出版蒙文版,简体中文版则更是到2016年方才出现。也正是在2016年,大陆学界同样有诸如《重新讲述蒙元史》等超越传统历史视角的、结合思想史、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视角审视蒙古历史与世界之关系的作品,并开始以更为全面的视角来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彼此互动与关联问题。

  可以说,冈田英弘这本小书在东亚的知识旅行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亚各国知识界对于蒙元历史与世界关联性的总体认知,以及这些认知之间存在的差异。但不管怎么样,在我们日益关注“一带一路”的当下,对于上述议题的思考,必将激荡既有的关于历史、周边与外部世界的认知框架,并影响着关注这一议题的我们每一个人。

  东洋史还是西洋史?

  寻找日本史的自身地位

  作者冈田英弘是日本著名的蒙古学家,他出生于1931年,自幼承袭家学,他的父亲冈田正弘曾任日本学术院会员,冈田英弘于1950年进入东京大学修习东洋史,期间追随末松保和研习朝鲜史,后又师从和田清专力于满蒙史。在大学毕业后,他参与了著名的“满文老档”译注项目,并借此在26岁即荣膺日本学士院会员。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冈田英弘又先后前往当时的北美蒙藏研究中心——华盛顿大学以及联邦德国蒙古学重镇——波恩大学深造,得以承继鲍培及海西希之视野与风度。从1966年起,冈田英弘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直至1993年退休。在其弟子中,有如今非常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

  这本书成书于苏联解体之初,既关注着东西方历史书写的差异问题,又有着对于当下陆权力量与海权力量彼此消长的现实思考,更力图通过对蒙古帝国及其遗产的梳理来建构一个不同于西方中心话语以及传统中国秩序的新的世界史。

  正如本书题目《世界史的诞生》所示,作者在这本小书中力图阐释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统一世界史的可能性。而在这个大问题之后,所关联的则是日本史的定位问题,作者在书中指出:“无论是‘东洋史’或是‘西洋史’,两者皆以中国型的‘天命’与‘正统’史观的理论为基础。而两者是各自独立撰写完成的历史,基本上无法相提并论。日本人想尽办法修改‘东洋史’,希望能够更接近‘西洋史’。这些方法或是将‘东洋史’以时代区分,或是另外撰写东西文化交流史、塞外史、社会经济史。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都在不自觉地将日本人的历史观植根于中国型历史的情况之下,将‘西洋史’的用语表面上套用在‘东洋史’上,最后都招致失败,更遑论历史学的统一。”

  在这样的认知框架下,寻找具有自身地位和特色的日本史的新位置就成为作者在书中隐含的主旨,而定位日本史的过程也正是定位日本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及其世界地位的过程。

  作者认为,书写历史是作为一种文化而出现的,西方的地中海文明和东方的中国文明是最早拥有历史文化的两种文明。前者所确立的是地中海(西欧)文明(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代表)以“善良欧洲战胜邪恶亚洲为历史宿命”的对决式历史观,而后者(司马迁《史记》为代表)所确立的则是为正统为主轴的天命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强调天命的更替与王朝的更迭,在其叙述范围上主要局限于中原区域,在处理中原之外的内陆亚洲草原世界时往往力不从心。作者将这两种历史与文明类型作了本质化的处理,因此给我们以相当鲜明且彼此分隔的印象。而这种印象的形成,为之后两者之间一个新的角色——以蒙古帝国为代表的内陆亚洲(或者如作者所称的中央欧亚)力量的出现提供了空间与可能。

  从蒙古故事到日本问题

  以内亚视角叙述世界史

  秉持这种主旨,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们必须重新认知,历史属于地域性,并不具有普遍性。是属于创造出东洋史的中国世界与创造出西洋史的地中海世界两者的特有文化。在这样的认知之下,知道从中央欧亚大陆的草原分别向东西发展的势力创造出了中国世界和地中海世界,经过不断的变化,演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沿着这样的逻辑,才有可能记述单一的世界史”。

  曾经被我们所忽略的内陆亚洲草原所诞生的蒙古帝国成为连接西欧与中国历史与文明的桥梁,1206年也成为作者笔下世界史的开端。“公元1206年春天,在蒙古高原的一角,游牧民族聚集在一起,选出了成吉思汗作为自己的最高领导者。东从太平洋,西至大西洋,欧亚大陆的各个国家几乎都不知道这件事,就算知道,恐怕也不是那么关心。然而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事件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事件。也就是说,这个事件是世界史的开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蒙古帝国开创了一个新的全球时代。这个帝国不仅控制了当时包括中原政权在内的东亚世界,而且还经由数次西征,将地中海(西欧)文明连接了起来,成为一个超越了西欧与中国历史与知识架构的新框架。这个框架涵盖了西欧与中国,却没有涵盖日本。

  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中,日本具有了超然于外的地位,而作者也相应具有了对地中海(西欧)历史以及中国历史进行判断的资格:“如果想要超越来自希罗多德与《旧约圣经·启示录》中的地中海(西欧)型历史架构,以及来自《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中国型历史架构,不是仅仅将东洋史和西洋史混合,而是从头到尾叙述具有一贯性的世界史,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舍去文明内面或是自行发展的观念,把焦点放在从中央欧亚草原而来的外部力量,是他们改变了有历史的文明,以此为主轴来叙述历史。在这样的架构之下,可以将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成立之前的时代视为世界史以前的时代,独立看待各个文明。而蒙古帝国成立之后的时代则为世界史的时代,当作单一世界看待。”新的世界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得以形成。

  虽然本书的书名看似是在谈世界,谈蒙古,但归根到底,作者最后谈的还是日本。在本书后记中,作者提出了本书的两大主题,其一就是历史观和世界观,“同样是历史,地中海文明是以变化为主题的对决历史观,而中国文明则是不承认变化的正统历史观。二者以各自的历史观记述历史,这对于今日我们的历史观,甚至世界观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二则是世界史叙述范式的转变问题,“为了寻求世界史真正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将西洋史与东洋史合体,而是应该以中央欧亚世界为中心来叙述世界史”。

  作者希望通过对蒙古帝国及其历史的描述,从内陆亚洲的视角来重新看待和认识之前和之后的世界。在这过程中,西欧与中国都曾臣服于蒙古力量之下,而日本作为从未被蒙古帝国征服过的国家,始终是其中的重要角色。随着蒙古帝国时代的终结,在面对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蒙古帝国继承者的中国与俄国(苏联)上,日本依然保有这种历史自信,并作为东亚唯一的海洋文明力量,在未来的世界同样拥有对于西方的自信。

  从蒙古思考日本,这是作者写作时的心境,而从内陆亚洲思考中国,则是如今很多国内读者阅读时的心境。或许最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各自立足的国家以及看待问题的视角。

  □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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