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敬年 “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

　　生活在一个不安静的年代，狄更斯那句经典到泛滥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成了我们迎战时代的座右铭。但在这样的时代，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努力认识自身、社会和整个时代，顽强地抵抗不确定，寻求有力度和尊严的生命姿态。

　　以这样的生命姿态，经济学家杨敬年在2016年9月4日结束了动荡而不悔的一生。还有两个月，他就108岁。

　　翻阅他这些年写的文字和采访，没有惊心动魄的举动，也没有改变时代的雄心。杨敬年不是英雄，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曾说，人生的“唯一动机，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吾将上下而求索”，把“学问”视为兴趣和生命。民国时期，他放弃高官厚禄，选择纯粹的经济学学习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边倒”向苏联，留学“英美”回来的学生不再吃香，他不卑不亢；到了“文革”，被打成右派，他仍然坚守了自己的尊严和兴趣。“文革”结束，他重新站上讲台，到86岁才告别。即便没有“博士生导师”的头衔，却仍在90岁写著《人性谈》和翻译《国富论》；到了100岁，也还在电话里给学生讲哲学课。

　　这样的人生是怎样实现的？“以义制命。不管自己处于什么境地，认为该做的事情，我就还是做。命是我不能改变的处境，义是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他面对不确定的一种生命姿态。

　　我们缅怀杨敬年，缅怀他在中国经济学发展上的贡献，也是在缅怀一个哪怕是在动荡年代也“以义制命”的生命。

　　人生简谱

　　见证百年跌宕历史

　　杨敬年1908年出生在湖南汨罗。那年，还叫“光绪三十四年”。但在他出生前一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新旧交替、中西碰撞，整个国家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动。

　　杨敬年的家庭却又偏偏支离破碎。父亲杨海宗与妻子关系不和，离家出走后杳无音讯，母亲黎蔚霞生下杨敬年1个月后带他住到外祖父家，在他10岁时改嫁。百业凋敝，乡村生活尤其贫瘠，家境既贫寒又破碎。多年后杨敬年回忆，自己“没有其他兴趣，棋都不会下，只想求学”。他的求学之路注定是多舛的，不得不选择那些提供免费读书的学校。

　　1927年，杨敬年考取设立在长沙的黄埔军校第三分校。但入学仅3个月，就发生了历史上的“马日事变”，驻长沙的国民党军官许克祥叛变革命。杨敬年从黄埔军校离开后，过了几年靠教书糊口的日子。到1932年，他几经周折考入了当时不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这里的毕业生大都走上从政的道路，但他毕业后放弃了去江苏省民政厅的工作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念书。皇天不负有心人，杨敬年在1945年如愿被选拔为中英庚款董事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philosophy）政治学（politics）经济学（economics）专业（PPE）”。学习既有天赋，也用功，1948年5月，杨敬年提前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动荡和诱惑中，这一路苦读下来，“唯一动机，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我走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道路”，杨敬年说。

　　毕业后，杨敬年回到了南开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的那年，还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系，成为该系首位系主任。但气氛不久就发生了改变， 中国“一边倒”向苏联，留学英美不再“吃香”，杨敬年的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也变得一文不值。在大的变局面前，他选择了“重新来过”，自学起俄文，还翻译了三部苏联学术著作。

　　不过，杨敬年并未就此获得了安静。1957年，年将半百的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继而是“历史反革命罪”、“牛鬼蛇神”和“专政对象”等。政治上的不确定扑向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四十多年后，他回忆那时的自己：“文革”到来，有小朋友拦住他的路，问：“你是牛鬼蛇神吗？”杨敬年说，“是的”。又有小朋友问：“你今天当坏蛋了吗？”“当了。”“你明天还去做牛鬼蛇神吗？”“还要去的。”

　　不久，“文革”在高峰中渐渐走向了结束。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唯一的儿子又急病离世。到1979年获得平反，能名正言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杨敬年已71岁，但仍决定要再工作20年。他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渴望把在动荡中浪费掉的时光追赶回来。

　　学术成就

　　以“绵薄之力”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

　　杨敬年尽管重返了讲台，但在1983年全国首招博士研究生时，75岁的他因超龄没有评上博士生导师。杨敬年曾在自传中写道，“我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出人才、出成果寥寥无几，和一个培养了几十名博士生、出版了几十部专著，发表了几百篇论文的教授相比，真是自惭形秽，然而我却是用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了。”即便如此，他却对中国经济学做出过举足轻重的贡献。

　　杨敬年的第一个学术成就是将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引入国内，也是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人。这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目的是通过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规律，以寻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近代来，中国面临的中西碰撞和差距，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方面，对发展经济学的需求是可以想象的。

　　但杨敬年晚年回忆说：“发展经济学在我国引进较晚，学者们对它们大体采取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只介绍内容，不加评论；二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具有庸俗经济学特点的新古典学派的综合，不过认为它也还不无可取之处；三是采取研究、分析、吸收和批判的态度。”杨敬年对于发展经济学，能够理解第二种态度，但更接受第三种。

　　杨敬年的第二个经济学成就，是翻译了被公认为现代汉语中最好译本的《国富论》。今年9月11日，《市场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暨纪念<国富论>发表2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沪召开，杨敬年还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他在发言稿中讲述翻译历程，“用了1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从3点到7点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翻译大约三千字，下午校对”。到2016年已是第16次印刷，共发行了7.2万册。

　　他的译本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极高认可。晚清时，严复为介绍新思想而译为《原富》。新中国成立后，又有王亚南和郭大力的译本，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准备”（最早从日文版转译来，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对照英文版进行了修订），文字上文言和白话参半。

　　而对于杨敬年，既没有了“存亡救国”的使命，也没有宣传工作的负担，纯粹了些，在翻译风格上也力求准确、通顺和易懂的现代汉语表达。

　　杨敬年在晚年写的《人性谈》还对制度与人的发展做出了严肃的思考，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人性有善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

　　实际上，制度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在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那里都得到过探讨，而杨敬年见证了中国的被侵略、动乱和发展，用百年经历表述了这对关系。他肯定了制度对人的决定性影响，但不否认人的主体性。面对那些动荡，他没有过惊天动地的抵抗，却始终在“以义制命”。在一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个人究竟该怎样和自己、周围人乃至整个世界对话？活着时清醒的杨敬年逝去了，而这样的人格却依然在为后世“醒”着。

　　“错划右派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我虽然翻译出版了几本书，却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很少甚至没有稿费；虽然也教了两年书，却因政治原因，不能再教下去。落实政策后，南开大学二十多名四级教授普遍升级，我却因‘没有能写出四级教授应当写出的东西’，不能入选，当时我想，是我没有能力写呢，还是环境不让我写？” ——摘自杨敬年自传《期颐述怀》

　　（文中杨敬年自述材料参考《新华每日电讯》、《社会科学报》、《南开经济研究》和《人民日报》）

　　撰文/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