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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修一 探寻现代人“爱无能”之源

2016年09月10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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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修一 1968年9月生于长崎。1997年以《最后的儿子》获第84届文学界新人奖。2002年,《同栖生活》获第15届山本周五郎奖,《公园生活》获第127届芥川奖,同一年获得大众和纯文学的两大奖项。2007年,《恶人》获第61届每日出版文化奖、第34届大佛次郎奖。2010年,《横道世之介》获第23届柴田炼三郎奖。
《怒》

作者:吉田修一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8月
《同栖生活》

作者:吉田修一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8月

  孤独和信任,是日本作家吉田修一的写作关键词。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当下或许是阅读吉田修一的好时代。

  几年前,日本NHK电视台制作了一期特别采访节目,主题是“现代人的孤独老死”。高龄、少子、失业、不婚、城市化,造就了这样一批人,他们活着,仿佛死去,等真的去世了,尸体也无人认领,被称为“无缘死者”。如今,日本社会每年约有三万两千人走上“无缘死”之路。

  走在城市化进程加速路上的中国,对此现象也日渐熟悉。有人说,“日本社会的今天,就是中国社会的明天。”

  孤独死去的阴影正在笼罩着更年轻的都市人群。不断涌入城市的年轻人,受到萎缩人际关系的困扰,逐渐变成了“无缘死预备队”。吉田修一的写作目光,就投射在这个群体之中。

  缝隙生存

  书写都市人孤独的好手

  吉田是书写都市人孤独的好手,专注于描写日本都市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作品面向丰富,既有温情如《横道世之介》,也有散淡背后隐藏惊悚的《同栖生活》,或是荒诞戏谑的小人物列传《平成猿蟹合战图》,而笔力更犀利的《怒》和《恶人》,借罪案揭露人性幽微,照见每个人无所遁形的孤独。

  八月,他来上海书展与中国读者见面,酷暑逼得来华的诸多作家以T恤短裤示人,吉田修一却蓝色衬衫配灰色西装,银边眼镜搭一点胡茬,眉目分明的脸庞不苟言笑,又冷又酷,非常符合他在小说中“人性撕裂者”的身份。

  这种印象却在与他的午餐采访中“坍塌”。这位现年48岁的日本文坛当红作家,原来是个表情丰富的人。他喜欢吃生煎包,每吃一口都会睁大眼睛,喜不自胜。受到连续提问的干扰,他不得不数次中断对美食的享受。对他的采访就像一场横亘在文学问题和生煎包之间的拉锯战。在吃完了三个生煎包后,吉田悻悻然地放下筷子,开始有问必答。在采访结束时,他还是不忘毕恭毕敬地来一句“给您添麻烦了”。

  “给您添麻烦了”,这似乎成为一句日本人的口头禅。“不想给人添麻烦”的背后,是日本社会把离群索居变成常态化的都市人又冷漠又脆弱的生活方式。看起来一团和气的人际关系,却无法建立真正的亲密,每个人都陷入了一种“爱无能”。

  探寻现代人“爱无能”的根源,是吉田修一自始至终的好奇心。这位出生在长崎的小城青年,18岁时就因向往大城市而离开老家,到东京独自生活。然而,他却觉得自己“既不属于东京,也不属于故乡”,这种尴尬的存在感,像一种阴影,映射在吉田的创作中。

  1997年,在东京生活十年后,吉田以东京为背景发表《最后的儿子》,其平实且情绪游移的内容获得日本第84届文学新人奖。他始终关注因地域文化差异造成的孤独与人际隔阂,无论是冷冽的《恶人》或是温柔的《横道世之介》,主人公都出生在长崎,却身处城市与故乡的夹缝。这些大城市的年轻外来者,在原子化的社会中经历无法排遣的困惑。

  近20年过去了,而今的吉田已经学会与这种困惑相处。他常记得幼年听过的一个童话,故事里鸟类和爬行动物代表动物界的两股抗衡势力,但蝙蝠两边都不靠,哪一方势力强大,它就去哪一方,最后两边都容不下它。吉田对童话里的蝙蝠生出了共鸣感,这种共鸣的“无归属”,他认为给自己带来了“自由”和“不安定”,而这恰恰是写小说需要的两种平衡。

  难以归类

  用场景和惊悚覆盖庸常

  和村上春树一样,吉田修一大学毕业后也远离了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他一边打零工一边疯狂阅读,做过游泳教练、空调清洁工、酒吧调酒师和宾馆服务生。他说自己天生喜欢和“蓝领”接近,“性格更像一个木匠,而不是公司职员”。

  年轻时,他习惯在朋友家之间“既来之则安之”,过一种合租生活。和朋友一起热闹快活,唯一让他有独处感觉的,就是阅读和写作。他喜欢村上龙和川端康成,但对村上春树兴趣不大。同样是描写日本都市的感受性,吉田谈起村上春树,“全部印象就是早年的《挪威的森林》和《寻羊冒险记》,我们这一代日本人其实已经不太读他了”。

  “唯有写作时,我孤零零独自一人在世上。创作并不孤独,但意味着‘一个人待着’,这是我写作的契机。”在当今日本小说界,吉田修一被认为是横跨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两界的奇迹。2002年,他先以描写城市男女平静表象下涌动人性之恶的合租题材小说《同栖生活》,获得日本大众文学领域最高奖项山本周五郎奖,紧接着又以描绘陌生人之间渴望交流的中篇《公园生活》获得纯文学领域最高奖项之一的芥川龙之介奖。此外,他的小说无论是《再见溪谷》还是《恶人》和《同栖生活》,都已经被改编成叫座电影。这些标签加起来,让人很难归类吉田修一。

  是否有什么文学野心呢?吉田笑言自己的初心一直想写纯文学,但“我一直在战斗,不介意用一些娱乐性较强的大众文学手法让更多人读小说。”与其说存在“野心”,不如说是一种期待,“期待通过写作来思考他者的人生,间接丰满自己”。

  他其实很清楚怎样抓读者眼球。阅读吉田修一小说的人,会对书中地理实景的纪实描绘印象深刻。从《东京湾景》的台场,到《公园生活》里的日比谷公园,乃至《怒》中的冲绳波流间海岛,作者对路线风景的捕捉巨细靡遗,简直是个“地图控”。

  吉田的写作顺序和大多数写作者不太一样:先确定地点,再确立人物和故事。“我想象任何事情,第一个浮现在脑海里的就是场景,但并不是说‘停留在某个场所’,而是‘从某个场所出发’或‘朝着某个场所前去’,这种感觉带给我自由。”

  注重场景,对于都市小说来说并不新奇。现代人的城市生活体验本就是空间化的,在不同地点上演不同的故事,但吉田小说给人强烈的“都市感”,并非那些具有城市特色的环境描写,而是都市人那种既富足又贫乏的生活方式,以及虽空虚却要强撑的特有心理。

  他经常用罪案作为小说背景,从《最后的儿子》中的公园同性恋被杀案开始,到《同栖生活》中的女性连环受袭毁容事件,从《恶人》中因怕被诬陷而杀死妙龄女子的误杀案,再到《怒》中无动机杀害平民夫妇后的潜逃事件,他用上推理悬疑小说的编排手段,却又若无其事当成寻常风景,原来这些“噱头”,和地理描绘一样,不过是为吉田表达价值取向而存在的道具。

  吉田本色

  唯有信任才能真正去爱

  放眼当今日本社会,他最关注的是年轻人的问题。“因为我已经不再年轻了,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有更广阔的世界。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困惑是不变的,不知何时这些就会变成深埋心底的恶意。”

  疏离而脆弱的年轻世代,在善恶之间有很多灰色地带,我们无法用道德或法律的矩尺来划分。当吉田藏在书后时,人性两面闪烁不定。吉田的善恶观其实很简单,他无意于把任何一个人当成恶人,所有的恶人恶行都来自无人善待,而这无人善待产生的恶果,剧烈不可预期。

  《恶人》中说:“现在这个社会,连珍惜的对象都没有的人太多了。”在吉田眼中,“没有珍惜对象的人生,带来深刻的冷漠,这就是现代都市社会最大的恶”。抵御恶的出路在哪里呢?他说:“是信任。只要相信自己,就能够相信对方,不自信的人无法真正去爱。”刚在国内出版的《怒》中,吉田再次深化了城市的信任危机问题。由谋杀案牵出三段故事,身在其中的三位主人公都陷入自己身边的人即是在逃的罪犯的怀疑。虽然想要爱上对方,但又在怀疑中背负“爱无能”的重压。

  想要爱,但不敢爱,因为缺乏信任。我们让吉田概括自己创作的母题,他冥思苦想后说:“信任问题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课题,我总是在写信任,总是在寻找相信他人、相信人性的方法。”

  原来,剥开这些或惨淡或凛冽的日本都市小说的表皮,里面闪烁的是昏黄的人性暖晕,那是吉田修一的本色。

  “爱就是某些看得比自己更重要的东西。恶是爱的反面,恶就是把自己看得最重要。”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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