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父子 在古迹的足迹里重遇

　　早些年前，央视新闻联播的片头还有一晃而过的长城金山岭。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誉为“保护长城第一人”的古建筑专家罗哲文骑着毛驴走到的地方，要“上面抓着，下面蹬着”，手脚并用才能上去。

　　多年后，儿子罗杨为保护古村落在各地奔波。从京冀之交的金山岭到湘西南长城，他总能与父亲曾经的足迹不期而遇。

　　因为罗哲文跑过的地方太多了。他几乎以一线工作者的身份参与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所有重大事件和关键进程。在国家文物局工作大半生的罗哲文，保住了很多险些消失的古迹，又始终遵循入职时老局长的口头规定，不私藏文物。2012年去世时，他未给家里留下任何遗产和财富。

　　跟上梁思成

　　从“放牛娃”到“没有文凭的专家”

　　罗哲文有两个身份，只有身为儿子的罗杨才能跨越敬重的距离亲切地叫出来。

　　一个是“放牛娃”。罗哲文生在四川省宜宾李庄。上世纪40年代，为逃避抗战烽火，梁思成、傅斯年、刘敦桢等一行人远走西南，在那里落脚。在李庄镇外的农家院租下七八间房后，梁思成在一家茶馆发了招募勤杂人员的告示。

　　还是个放牛娃的罗哲文远远看见人们排队应募。太阳落山后，他放下放牛鞭去面试。此时梁思成已见了不少人，他随手指了窗外对面山坡上的一座塔让他画。罗哲文认真画完，梁思成拍案而起，“跟我走吧”。16岁的罗哲文自此跟上了梁思成，照应杂务，兼做学徒。

　　这座安顿着营造学社的四合院里有一棵枣树，少年罗哲文曾从上面摔下来，指甲上的裂痕留到了老。一说是他偷枣不慎，一说是他远远瞭望到梁思成回来慌了神。他总在梁思成离开后玩弹球，又能及时瞭望他回来，钻进屋装看书。

　　旁人实在看不下去，就在他的屋门上贴纸：“早打珠，晚打珠，就是不读书”。罗哲文默默把纸条撕下，再不贪玩，认真学起古建学问。梁思成向来对他偏爱，战火消退后，便以助理的身份将他带回了清华大学。

　　罗杨一直觉得父亲的传记应从“放牛娃”写起，写成小说。可几位曾为罗哲文作传的作者，越读资料越生敬重，也越写越深沉。渐渐地，似乎只在罗杨眼中，这位古建筑专家才能复原为一位“没有文凭的专家”。

　　李庄的四合院曾安纳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前身，但未给罗哲文一份严格意义上的文凭。考虑到在学术圈发展迟早会遭遇学历瓶颈，新中国成立后，当文化部文物局（后为国家文物局）请梁思成推荐一位专家时，梁思成把28岁的罗哲文送到了文物局。

　　师徒心中都带着不舍，但这被证明是个好的安排。梁思成学术层面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些实际工作，罗哲文在文物局反能落到实处。在此后近60年的文物保护生涯中，曾早晚打珠的少年，带着忧患不停在古迹间奔走，从青年跑到中年，又到老年。

　　和推土机赛跑

　　“一个普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

　　罗杨出生在1956年，那个时代的政策鼓励多生子女，但罗哲文坚持送妻子求学深造，罗杨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独生子。

　　小学还没上完，“文革”就开始了。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停课后的罗杨整日跟他去拍照。基建工程队正在拆城墙和城楼，西直门每天都会被拆一点，罗哲文就每天都去拍一次。当年，父亲的背影并未向十多岁的罗杨透露太多思绪；如今，北京旧城的很多珍贵影像是由罗哲文拍下的。

　　父子俩还去数卢沟桥的狮子，对着四五百只狮子，罗杨数着数着就忘了。最让他心烦的是去清华大学。不知道具体是谁家，他只记得一个平房院里客厅很大，左手边的沙发也大。父亲把他放在客厅，便去里屋一个老头的桌前站着谈事，等很久才能回家。

　　这段时间维持得并不久。很快，罗哲文被打为“5·16重大反革命集团”中的一员，起因是他坚信“反革命”文物局局长是被冤枉的。罗哲文写信给周总理为其求清白。被发现后，他被押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一间牛棚里日夜受审。

　　又打又逼之下，罗哲文深夜受不住了就认；第二天一醒，又不认，来回九番。这段历史，罗杨在父亲去世后的追思会上，有了更真切的了解。当年的见证者、如今的老同志们一边哭一边讲，“罗哲文当年受的那些苦，现在想起来特别心疼”。

　　表面谦和、内心坚韧，罗杨眼中的父亲如是。说谦和，罗杨总忘不了他刚入文物局工作时父亲的告诫：你是“当差”的，在单位要早来晚走。说坚强，罗杨不怕强权、不欺弱小的品性是父亲教的。他曾是学校里最淘气的孩子、片区派出所的重点监督对象。罗哲文告诉打架出名的罗杨：打赢了，是你的本事；打不赢就跑，不要逞能；打输了，我不会帮；但无论如何，不能欺负低年级的人。

　　有这番“打架论”父亲，管罗杨叫“喳喳”——叽叽喳喳的喳喳。而罗杨说生活中的父亲总是丢三落四，爱戴帽子又爱丢帽子；爱写文章又常丢稿费汇款单。有次记者采访还给人家喝了酱油，“大事忘不了，小事记不住”的他，早忘了家里可乐瓶子里装的不是可乐。

　　所以当杭州清河坊要给罗哲文塑像时，罗杨觉得高大全的设计初稿很是陌生。就在几年前，在推土机下力保河坊街的那个70多岁的老头，并非眼前雄赳赳气昂昂的模样——“他有点驼背，不是英雄，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

　　父与子的重遇

　　未断的足迹不断的记忆

　　如今六十岁的罗杨有很多身份。其中，书法家和摄影家身份源于从小父亲便教他画画、让他读唐诗。而罗哲文的古建绘图和诗词格律积累，分别是梁思成、林徽因教授的。

　　罗杨也在古村落与民间艺术的保护上投入心力。父与子分别投身于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后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罗杨这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保工作者曾走过和正在走的很多路，是罗哲文最早开辟的。

　　例如，今天大众熟知的“非遗”概念，与罗哲文早先提出的文物“有形有魂”理念相通。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世界相通，也要归功于罗哲文和郑孝燮、单士元在1985年起草的文本，长城因之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下的世界文化遗产。在刚经历封闭、内乱的八十年代，如今看来理所当然的既定事实，由那一代人的先知和勇气促成。

　　在父亲身上，罗杨体会到了知识分子该有的“文化先觉”：在社会普遍狂热时保持清醒，在社会大多数人参不透时发出警醒。就像如今大家叹息北京城不该拆，但在那个满街都是“三年超英赶美”、“砸烂旧世界”标语的年代，已有先知。

　　清醒也包含宽容。当回过神来的大众批判曾任北京副市长的吴晗时，罗哲文说，吴晗本就是研究历史的人，他深爱北京城，只是无可奈何。

　　这些年，在“文物保护120”的家中长大的罗杨，开始为古村落的考察、抢救和立档四处奔波。2002年中国尚有360万个自然村，至2015年只有约240万个，每年因城市化消失的约9万个。其中那些有历史、文化保留价值的古村落，曾有不少留有罗哲文的足迹，而今也见证着罗杨和推土机的赛跑。

　　父亲一直跑到80多岁。因破坏文物的突发事件太多，罗哲文常年冲在第一线，心得体会与理论研究本打算留到90岁以后静心来理。老人一直没住过院，罗杨说，这个从村里走出的放牛娃还像村里人那样习惯不打针、不吃药，小病扛过去。唯一和最后一次住院便是2012年。

　　至离世，罗哲文桌上的工作信件依然字迹齐整。跑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突然就“休息”了。

　　罗杨和父亲的种种“重遇”，也从那时陆续开始。“我的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大家还记着他”，罗杨踏实地说。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