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小镇青年的“废柴”肖像

　　最近，“空巢青年”这个词突然流行起来。这个词指与父母及亲人分居、单身、独居、租房的年轻人。你一定从影视剧里见过他们的样子，甚至你自己就是一个空巢青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跑步。但这样的人，即使无聊、无趣，甚至没有所谓的“上进心”，但依然想努力把生活过得更好。青年作家魏思孝笔下的这些颓丧的年轻人，展现出了“北上广”之外的另外一种生存状态，也是当下中国千千万万个你我见到的城镇里的生活一种。

　　自认“废柴” 一种“诚实写作”

　　小说家魏思孝有一个个人微信公众号，名曰“废柴”，不定期地发一些他的原创小说。小说集《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中的很多篇目，我在“废柴”上都有看到过，觉得用“废柴”来形容魏思孝小说里的主人公，最是贴切不过。这些主人公几乎都生活在二三线城市，他们是怎么生活和干什么工作的，都很可疑，他们内心偶然升腾起的欲望更让他们备受煎熬和摧残，可不就是“废柴”吗。他的小说备受很多年轻人追捧，也就不足为怪，因为他真正写出了这类年轻人的心声。

　　后来看到2016年推出的网络剧《我的废柴兄弟》，恍惚以为这是魏思孝参与的作品，或者至少有他的一部分贡献。当然，向网络输送网络热词，小说家志不在此。魏思孝以他的敏锐和勇气，切中时代的肯綮，才能够领先潮流半步，意识到“废柴”这个词的寓意，并且敢于将之作为公号的名称。

　　不能小看这“半步”，一个小说家，如果真的看准了跨出去，虽然是个人的小半步，对文艺创作而言可谓是“一大步”，这不是过誉，相对于众多有识之士对小说创作现状的担忧，比如同质化倾向的泛滥，对广袤现实有意无意地架空，魏思孝能大胆书写真实，描述一个被遗忘群体的生活，某种程度上甚至与潮流相呼应，确实值得关注。

　　我记得在一次读书沙龙上，余世存提出，“在现当下的中国，小说家的缺席是非常遗憾的”。小说家差不多集体失声，对中国现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确实是一件很蹊跷的事情。狄更生“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之感叹，在中国当下语境里，好像突然变得不值一提。由此引发有志之士的慨叹：诚实写作现在已经凤毛麟角。

　　什么是诚实的写作呢？评论家朱白说：“避免失控于自己的陈腔滥调的写作”，“真正在泥土里去写自己掌握的文学”，“更接近自己和属于这个时代”，“回避先锋的姿态和放弃投机取巧的渠道”，“抵达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的当代年轻人的内心幽暗世界”。然而，这种诚实写作在当代汉语小说中少之又少，魏思孝的出现难能可贵。

　　“空巢青年” 那些“走出去又走回来”的年轻人

　　魏思孝小说中的主人公（基本都是二三十岁的男性），大抵会给人这样的印象：面色苍白，源于饥一顿饱一顿的营养不良；心事重重，往往受困于内心蒸腾的各种欲望；没有方向，因此得以在小城镇里无所事事地四处游荡；很不舒服，这几乎就是他们眉宇间的常态。

　　这样的年轻人，显然没指望过上什么好日子，更别说中产之类的梦想，他们或者骑着电动车，或者纠结于一顿再寻常不过的晚餐，或者跟踪某一个人，对意外邂逅的姑娘产生爱情和性的幻想，但几乎都以“不作为”来收场。

　　就像小说《每个人都有历史问题》里面所表现的，“我”进入自己的房间，意外发现一个不速之客在使用自己的卫生间。在要不要报警的犹豫中，“我”拿起女飞贼的苹果手机玩起游戏，由于电耗尽而意犹未尽地把手机还给了对方。临别前两个人互留了手机号码。就在读者松了一口气，以为事情向阳光方向发展时，“我”发现枕头下面的钱（差不多能买个新手机）不见了。这个故事几乎就在“我”和女小偷两个人之间展开，和外界发生关联的是手机，活动区域固定在了房间里，虽然看不出这是“我”是租客还是房主，但“我”显然是一个空巢青年无疑。

　　《南方周末》和《人民日报》相继都对“空巢青年”做过报道，《南方周末》将其描述为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然而在魏思孝的小说里，我们发现在二三线城市里，同样生活着这样的人群，和大城市的年轻战斗者不一样的是，他们更找不着北，似乎接受了生活的现状，连理想这两个字眼也羞于谈起。朱白将之概括为“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确实可谓一针见血。这样下去，他们似乎只有死路一条。可是话说回来，活着的人，谁不是只有死路一条呢。

　　当然，在魏思孝的小说里，我们还可以顺藤摸瓜出另外一个人群，那就是走出去又回来的年轻人。这种走出去的距离可远可近，走出去的时间可长可短，唯一的共同处是，“他们又近乎可耻地回来了”。学业、学位证书、在大城市飘荡的经历，并不能为他们带来立竿见影的帮助，事实上他们羞于谈起自己的教育背景。这是废柴和空巢青年们的共识，几乎划定了悲观的结论：生活已经是这副样子，还有什么可为呢？无所事事因而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他们的第一选择，稳定的工作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家立命变得遥不可及，所以他们从找不到工作堂而皇之地演变成不找工作。

　　联想到前几年的逃离北上广风潮，虽然后续报道寥寥，但也不难猜出，回到故乡原产地的青年如何适应中小城市的现状是一个难题。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他们在生活上的各种不适应，显然是太过乐观了。事实上，尽管在大城市镀过金，履历也很漂亮，但在二三线城市找到适合的工作，并能一展所长，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面临着种种困难。相比于这些走出去又回来的人，留在当地的青年反而享受到了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获得了更为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我想这也许是魏思孝小说中所有男主人公自认为废柴的一个动因。

　　忧郁的“丧文化” 为了活着而活着

　　在读《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时，我的眼前不自觉地出现我的众多同学，从小学同学到大学同学，只要选择回到二三线城市，他们的生活差不多没有什么不同，小康或者中产的生活，虽然乏味但毫无压力的工作。他们在轨道内的生活安逸且有保障，但缺乏变化，属于能够一样望到生活的尽头。他们像模像样地活着，骑自行车、打麻将、钓鱼、旅行，看上去多姿多彩，但却正经历某种精神危机，或略有察觉，或毫不知晓。

　　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每个月的工资差不多都用来买书，是一个读书狂人，曾经表态说他一定读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考了两年没考上，家人催结婚，他自己也偃旗息鼓，最终回去了家乡，一开始他还偶尔说起回去工作的好处，后来就沉寂了，也不知道他买房没结婚没。不管他生活得怎么样，曾经的理想估计会一直是他的心头阴霾，会一直让他在睡梦中醒来，有可能不知此身现在何处，或者不知身往何处去。

　　读了魏思孝的小说，我有一个担忧，觉得我这个朋友就是魏思孝笔下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渐渐地失去目标和放弃理想，时而颓废和绝望，漫无目的，蹒跚而行，情感麻木，为了活着而活着。也即，很努力才能有尊严地活着，一旦松懈放松下来，都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怪胎。

　　现在流行一种“丧文化”， 跟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精神相反，在当下超时工作、超额吃饭、压力大、挣钱难的种种困境下，部分青年变得颓废、绝望、悲观、生无可恋。“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 “漫无目的的颓废”、“什么都不想干”之类，越来越成为青年们的口头禅。

　　魏思孝曾在外求学，也曾在相比故乡大得多的地方工作，但他决然地选择了返乡。在故乡做农民，忙时种地，闲时创作。

　　我毫不怀疑，魏思孝洞悉了大部分年轻人的活法，以及这种活法深处的心理机制。由此，他的小说像一个切口，为我们牵引出了数十个忧郁的小镇青年。在这些青年身上，不仅融合了大多数青年的丧文化倾向和废柴的自我认知，也折射了魏思孝本身的“审丑意识”，两相激发，造就了魏思孝无限接近自身和属于这个时代的诚实写作。

　　□赵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