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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与高速增长是极为迷人的,与之相伴的热情期待与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公共情绪的一部分。甚至某些悲观情绪,也来源于此,因为过于乐观的期待,往往会降低对不符合期待之物的忍耐度,以至于产生不切实际的沮丧。
微妙的阶段
期待体制、资源与规律匹配
事实上,迷人的景象之下,不确定的暗波已然涌动。就经济增长而言,有一个较为通用的普遍规律,即潜在经济增长率与人均GDP负相关,也就是说,穷国的潜在增长率高于富国的潜在增长率。显然,中国日益丰裕的同时,经济增速的减缓是合乎规律的必然。告别逐渐失效的旧动力,寻找增长的新动力,寻找下一轮经济发展潮流的可能性,已成迫切求解之题。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以非常切实的方式,推动了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的进步,民主、法治、自由这些理念已被逐渐接受,且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敏感度在增加,法治观念、权利意识与自由意志在不断强化。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二者相互助益,使得大家又对经济有了新的期待。须知,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有区别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就有详细论述,发展在增长的基础上,需要考察经济结构是否优化、社会公平与福利是否增长,以及是否增进人的发展。一个追求幸福与尊严的社会,其默认原则是,发展须优于增长。故而,在当下中国,以发展原则来衡量经济增长更为合宜。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极为微妙的阶段,既要修复并完善既有体制,承担调整利益格局的压力,又要恰如其分地接纳经济增速减缓带来的失落与痛楚,同时还需要回应对进步与发展的更高期待。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若跟不上经济实体内部的自我更新,就会出现不稳定与失控,以及不可预测的危机;若体制、资源与规律,相互匹配,经济走向持续发展,将带来辐射广泛且意义非凡的边际效应。
双创新理念
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此种局面,非常考验人们对事物真实本质的洞察力与理解能力。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又一场改革。把全社会每一个细胞都激活,整个经济机体充满生机,进而汇聚成巨大的推动力”,这样的经济理念以非常丰富立体的方式,回应着上述问题。过去大家会谈分享改革成果,以创新与创业为核心的改革则是在邀请人们参与改革进程,正如行动的力量在行动中获得,改革的力量亦是如此。《双创驱动》一书即是围绕创新与创业,从历史背景、体制环境、企业家精神、互联网创业新生态及政策论述等层面,来思考激活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各种限制、活力与可能性。
虽然经济学界将此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地归源为资源驱动,但始终有一股强劲之力来自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很难说,它们不是当代中国最朴素的创新。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国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正是这一切让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更令人惊叹,因其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引入了市场的力量,拓宽了中国改革的试验之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直接将其称为出乎意料的“边缘性变革”。
中国经济的崛起,理所当然可视为光明之景,但细察三十多年的历史,于时间渐逝中交织的矛盾也投下了阴影,要求我们以最诚实的姿态去认识。唯有如此,一个国家才能不丧失自己的深度与真实。《双创驱动》一书序章首先追问:是什么阻碍创新创业?序章作者为经济学家吴敬琏,他回顾自1984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历史,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是从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向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而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意识形态的障碍、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以及旧体制和粗放发展方式下积累起来的矛盾和困难,都是需要勇气去跨越的险阻。
早在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就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较为暧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李佐军就指出,中国政府的职能至今未真正转型,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责仍然放在促进GDP、财政收入和工业增加值等指标的增长上,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政府。创新的真正主体是企业,政府作为垄断组织,其主要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稳定,本性不在创新,若由政府主导经济,这样的体制显然不利于创新。
双创理念之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重新思考什么是市场经济的体制,也极有价值,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市场经济的体制,就是最大限度提供创新创业机会的体制,就是保护企业家发挥创新职能的体制”。这也是简政放权的一种诠释。
自由与开放
对所有不确定保持必要的谦卑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市场化、全球化程度,已经超过其他很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过度市场化了。但问题是,它还不是一个完备的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吴敬琏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视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础。而所谓法治,用哈耶克的话来说:“撇开所有的技术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均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确定地预见到当权者(the authority)在特定情况中会如何使用其强制权力,并据此知识来规划自己的个人事务”。
延续哈耶克的话,创新说到底是要由具体的人来完成,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去尝试新方法,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承受住焦虑。安全感与被支持感,则是将焦虑转为创造的重要条件。知道自己的权利与自由的界限,并确认在界限之内,自己享有充分的安全与足够的支持,才能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以及可能做什么,创新总是孕育在各种可能性之中。
在《双创驱动》一书中,很多专家在分析中国经济诸种困境与挑战之后,不约而同指向人的处境。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有飞跃才有创新,否则只能归于平庸。而宽阔之境的灵魂,为自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主编朱克力就直言:“如果说,创新是发展的驱动力,那么改革是创新的驱动力,减少管制、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创新的活力才能被真正激发出来。”
从现代物理学中,我们知道,在微观世界里,因果关系和预测是无效的。哲学家从中得到启示说,必然性通过偶然性的光芒照亮自己,人的未知领域像世界本身一样宽广。这样的理念,也已经被广泛用于对现代社会的观察。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就提醒我们,需要带着开放的心灵,来看待现代社会的发展。对所有的不确定,保持必要的谦卑。因为,任何变革,都只能作为一种令人惊讶的结果而发生,不然它很可能根本无从发生,它会被各种维持现状的力量压制掉。
阿尔伯特·赫希曼为此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敬畏社会变革本身的不可预测性;尊重社会变革倾向于从某些独一无二的“星座”中发生发展的道路;根据现有条件去推动改革;善于从社会矛盾与冲突中获取力量,而不是等待被布置明确的历史任务。他的建议涉及良序改革的四个层面,不可预知、独特性、调和并转化矛盾与冲突(而不是冷漠无视或者强力消除),以及务实。
如今,中国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之力,比照赫希曼的建议,令人感慨,创新必然需要超越矛盾,迎接风险、不可预测与不确定。需要指出的是,赫希曼还有一句话,“诚实是最好的策略”。他把着重符号落在诚实二字上,颇具深意。
□莫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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