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李维 沉醉在生命的差异世界

　　爱与恐惧，是法国作家马克·李维关注和书写的焦点。当外界为他在全世界近50个国家畅销3000万册的数据惊诧时，他却对谈论自己的写作审慎克制。写作对于他而言，是脆弱而感性的，畅销只让他摆脱生计压力，带给他创作的自由，并没有赋予自傲。

　　马克·李维在谈话间反复强调，在成为一名作家之前，他曾经是一个男孩，后来成了男人，再后来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送他们上学，在他们生病时忧心，为他们写书，通过小说把自己的世界讲给他们听。

　　他操着口音浓重的英语，在每句话之间长久停顿。他坚信写作就是讲述“人”的故事，讲述人们面对爱、恐惧、悲伤、欢喜时的内心世界。

　　秘密 隐匿在人物背后的作家

　　已近55岁的马克·李维身穿白衬衫、牛仔裤，举手投足之间尽是法国男人的优雅。说话时深邃的眼睛望向远处，似在寻找答案。谈到兴奋身体前倾，只有在大笑时眼角的皱纹隐约浮现，才让人记起他的年纪。连续12年跻身《费加罗报》“全球十大最畅销作家”榜单，让这位出生于法国塞纳的男人成了法语文坛的“现象级”人物。

　　和大部分畅销书作家不同，马克·李维对被数字捆绑相当警惕。他真正关心的，是读他小说的人会不会继续期待下一本。为了创造出让人期待的“下一本”，他选择逃离安逸，旅居伦敦十年，将伦敦萧瑟的秋天写进了《她和他》。他去了纽约，几乎沉溺于那里的烟火气，在《如果一切重来》里塑造了一个和他住同一个街区、去同一家餐厅和酒吧的记者安德鲁。在旧金山定居，《假如这是真的》写旧金山高低起伏的街道和在落日下橙黄色的金门大桥。

　　然而，对马克·李维而言，写作真正的困难，是必须进入他赋予生命的每一个人物，观察、倾听、言语、感受。明明在创造，却必须隐藏在人物身后，不让读者察觉到丝毫创造的痕迹。因为“一旦读者发觉了蛛丝马迹，写作的魔力就荡然无存”。

　　从处女作《假如这是真的》中只能被一个人看见的女人劳伦，凭借彼此的爱达到了灵肉合一，到《偷影子的人》中通过偷走别人的影子，倾听影子主人的秘密的无名小男孩，李维的作品瞄准了人性中隐逸的情感，将人对爱的渴望表达到极致。一个人可以是任何人。一个人的情感可以是世间所有人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李维从不在小说中描摹人物的相貌和身材。但他的读者却告诉他：“你的小说很有画面感，阅读的时候像看电影一样，让人兴奋。”他为此颇感欣慰。文学的魅力之于他，莫过于用黑白相间的文字，创造出让人兴奋的画面。

　　横跨悬疑、侦探、浪漫爱情、战争、童年、历史……永远没人知道，马克·李维的下一部小说究竟要写什么。对他而言，是故事选择了他，而非他选择了故事；是对过往的记忆，通过不同的个性、风格、情绪自由地表达（而非故事本身），将一名作家和其他作家区隔开来。

　　脆弱 挖掘背后的生命真相

　　写作是脆弱的，人亦然。描写人之脆弱，却让写作这件事恒久而伟大。智慧、艺术、创造和价值，在马克·李维看来，皆由人的不完美而来，也恰恰是人之为人的美妙之处。

　　16岁的李维偶然间得知，二战期间，18岁的父亲曾作为领队，带领一个反抗团体，参与反抗德国纳粹的占领。他因此而备受折磨，受到驱逐，时时面临着生命危险。在被送往德国纳粹集中营的路上，父亲从火车上逃了出来，才幸免于难。这段深埋于他父亲心中的历史，给16岁的李维带来极大的情感震撼。他跑去问父亲：爸爸，原来你是个英雄。那个谦虚内敛、不善言谈的父亲望着他，说了一番让他日后永难忘记的话：

　　“我不是英雄。做正确的事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英雄。不能因为大部分人都在犯错，而这个人做了对的事，就成了英雄。孩子，我只是在做正确的事而已。”

　　30年后，李维的妻子突然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写你父亲？李维困惑地盯着她。她告诉他：既然你想写，别等到他去世之后再写，你会后悔的，在他活着的时候，把他的故事讲出来。李维于是找到编辑，告诉他，下一部是历史小说。半年后，他写成了一部关于法国西南部一群年轻人与纳粹抗争的小说。

　　有人说，马克·李维的写作是“全球化的写作”。“我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充满了差异。生命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旅程，就是发现并了解这些差异。世界、生命、自然，即差异。我过往的生命，不管做了什么，都是试图理解诸多差异，去除事物间的武断比较”。

　　“我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充满了差异。生命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旅程，就是发现并了解这些差异。”

　　记忆 在追寻历史中释放自我情结

　　马克·李维自知不是天才，一年一本的小说产量不过是多年累积的结果。因此，当他37岁时创作的处女作《假如这是真的》一炮而红之后，他才回忆起多年前自己在为小说积累的经历以及文学上的浸淫。

　　18岁，李维加入红十字会，在急救医疗队服务六年，负责和车祸、建筑物坍塌、地震等事故和灾害的救助。22岁，他离开巴黎，在美国开办了一家电脑影像合成公司。公司倒闭后，他回到法国，和朋友开了建筑师事务所。这两段经历如同两块巨大的拼图，将他成为作家之前的时间拼接起来。在他日后的作品中，时常出现医生和建筑师，他对这两种职业了如指掌，对那些高深莫测的术语如数家珍。

　　李维是在“新小说”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于法国小说界的创作思潮，新小说强调向内自省的写作。和传统小说不同，新小说作家认为世界是荒诞的，应该把小说从人物和故事中解放出来，变成记录出客观世界的工具。从小就受新小说影响的李维，对故事的概念很模糊。直到15岁时，他在家附近的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才恍然大悟：原来故事如此诱人！李维说自己从那时起“踏上了漫长的旅途”。

　　没料到的是，李维第一次在小说上的尝试就大获成功。《假如这是真的》的灵感，源于一位女性好友的倾诉：她早上坐地铁上班，在大公司里工作，晚上回家吃饭，周末一个人度过，走在街上，在巴黎800万的人群中，她却感到自己是“隐身”的，没人看见她。

　　“我永远都记得，当她说到‘隐身’这个词的时候，我完完全全明白了什么叫孤独。孤独并不是独处，因为你可以独处的同时无比快乐。孤独的悲伤之处，在于你明明置身于千百万人之间，却感到没人看见你。”

　　因此，李维的这部小说，就写孤独，写一个一心扑到工作上、得不到爱情的女人原本是隐身的，却因为阿瑟看见她、注意她、爱上她，她不再“隐身”，她的灵与肉才得以统一。这个故事同时也是他写给儿子的，写作时单身的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今后面临同样的孤独时，仍怀有希望。

　　从童年到历史，两者虽不同，对李维而言却都是对自身情结的释放。他热衷于在时间的维度寻找关于自我和历史的答案：《自由的孩子》中从少年的视角看待二战，到《伊斯坦布尔假期》中1915年至1923年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的种族灭绝，再到《如果一切重来》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根廷军政府执政期间对异见分子的折磨。从父辈的苦难开始，一直延伸到对现实的追问：为何同胞可以相残？为何这些事件皆因政治而起，却终于万民的劫难？

　　他对这些看似和他无关的历史，怀有相当的冷静。和当年他得知父亲的遭遇一样，当他得知了世界难民的存在，他不禁自问：这一切何以发生？为什么那些安住在家中，在盘中盛满美食的人，能让几百万同胞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走在街上？全世界的60亿人，包括那么多国家的政客和有良知的人，不能停止这类灾难？

　　马克·李维神色凄然又坚定地告诉我：有朝一日，他会写下这个故事。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