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北大一次“碰瓷”，终身受益

　　■ 对话人物

　　陆步轩，1985年以西安长安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9年从北大毕业。上世纪90年代放弃县里工作，开始卖猪肉。2003年经媒体报道后，陆步轩被冠以“北大屠夫”称号，并引起关于高校人才话题的讨论。2004年进入长安区档案局工作。

　　■ 对话动机

　　12年后，50岁的陆步轩重操旧业：近日，他对外宣称，自己已辞去公职，又卖起了猪肉。

　　他说，体制里的工作，“与想象差距太大”。他想要出来再“蹦跶”几年，实现自我定义的价值。

　　他转变了观念，觉得社会已经渐渐多元开放。对于“北大屠夫”的称号，他已不觉突兀，反而觉得自己沾了北大的光。

　　可面对曾经在媒体面前说的“如果放弃了地方志和文化，自己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商人”，陆步轩否认了。他否认自己是个商人，称自己是个文化人，他对这个身份有着自己的解释与执念。

　　谈重操旧业

　　“三年我也等不了了”

　　新京报：辞职是在什么时候？

　　陆步轩：今年5月份口头提的辞职，8月17日正式批下来。

　　新京报：为什么会产生辞职，再去卖猪肉的想法？

　　陆步轩：有很多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我是个做事较真的人，做一件事，就想把它努力做到更好、做出一些成绩。但是到单位以后发现和想象差距太大。

　　每天都和文字打交道，编一些细碎的、很差的稿子，枯燥琐碎没有提升，也没有学术上的造诣。进去本就是为了做点学问，实现下人生价值，结果我一看比较渺茫。

　　做猪肉生意快二十年，我了解猪肉。除了买卖，关于养殖、猪肉宰杀、防疫我都研究过，在这行比较擅长，就重操旧业了。

　　新京报：除了上述原因，有收入方面的考虑吗？

　　陆步轩：肯定有。基层公务员工资比较低，我刚进去拿1000块钱，现在是5100块。我得养活老人、两个孩子。这几年单位的工资基本没什么积累，之前之所以没问题，是因为有最开始卖猪肉攒的钱，吃老本。还是做生意挣得多些。

　　新京报：家人支持你的决定吗？

　　陆步轩：家里基本还是我做主。我没什么顾虑，待在单位，其实也能混，但是我一眼就看到十年、二十年以后的样子。

　　别人也劝我，再坚持三年，满了工龄，可以提前退休。但我觉得时间不等人了，我现在已经50多岁，还能奋力做几年？现在就得分秒必争，三年我也等不了了。

　　谈12年公职

　　“我这个人在政治上没什么前途”

　　新京报：2004年，你怎么进入档案局工作的？

　　陆步轩：2003年，关于我北大生卖猪肉的新闻出来后，比较火。据说是给我们当地政府很大的压力。主要领导找我谈话，他希望我不卖猪肉留下来，跟我说我们当地的单位部门随我挑。

　　那会儿我已经38岁了，不是党员，不想去人事关系复杂、与很多人打交道的地方，我觉得我这个人在政治上没什么前途。就选了档案局，相对来讲是个文化部门。希望有人给我发工资，自己还能做学问。

　　这个单位是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管理。在里面主要做年鉴和志，还有省市需要的地方资料，由我们来提供。每天都和文字打交道。12年里，参编了两部年鉴，一部地方志。

　　新京报：你曾说过，卖猪肉行情不错，挣得不少，那12年前你为什么放弃生意，决定去事业单位？

　　陆步轩：这点需要解释一下，我留在事业单位里，猪肉生意还是照顾的。我去上班，生意请别人做，我老婆管理。直到2010年，猪肉食品安全问题多，而且越来越严重，我才彻底不做了。之前报道中说的挣了200万，也是截至2010年挣的。

　　当时我想，我有卖猪肉挣的这些钱，再有份事业单位工作，生活绝对可以了。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12年的体制内工作？

　　陆步轩：因为是文化部门，本来我想应该还好，但后来发现里面有很多问题，自己并不适应，其实我2012年就有辞职的想法。

　　最开始那几年，比较清闲，工作不多。2011年以后工作变得紧张繁杂了，做地方志我是单位里的主力，做责任编辑、总撰。

　　地方志今年5月我们完工，7月正式通过省上评定，还推荐到全国评选优秀志稿。绝大部分工作都结束了，我就决定走了。

　　谈北大

　　“一次‘碰瓷’，终身受益”

　　新京报：你在2013年重回北大演讲，你说自己给北大丢了脸，为什么这么讲？

　　陆步轩：因为我刚开始卖猪肉是为生活所迫。北大作为一个名校，应该培养各方面杰出的人才，成个什么什么家的。但我是个从事很底层劳动的人。

　　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和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有差距。

　　毕业好多年，我都没去参加同学聚会，觉得自己混得差。直到2003年新闻出来，我出名以后，同学们陆陆续续找到了我，大家也聚聚。

　　新京报：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陆步轩：职业没贵贱，我现在真正把卖猪肉当成个事业在做，不是为了糊口。我对杀猪卖肉熟悉，又有文字总结表达能力、研究能力。如果做出成绩了，能得到社会认可，哪怕就是个猪肉专家，我也觉得挺好的，就实现了我当初的理想。

　　现在是个多元的社会，大家做什么，只要各自努力，都一样。不像我最开始的时候，不少人说我，一个北大出来的卖猪肉。现在人们观念开放一些了。

　　新京报：十几年前卖猪肉和现在卖猪肉，你觉得自己的身份变化了吗？

　　陆步轩：之前我只卖猪肉，现在除了卖，我也会观察研究猪肉肉质，去养殖场看看。现在找人合作，线下有1000个商铺，独立直营售卖。还有互联网，我不懂，但是让别人帮着做了。

　　新京报：可这最终还是在卖猪肉。

　　陆步轩：表面看是一样的事，但我早把定位转移了。以前是为了谋生，现在是为了谋事，从谋生到谋事的一个转变。出发点不一样。

　　新京报：对于“北大屠夫”这个称号，你怎么看？

　　陆步轩：我这就像碰瓷一样，这辈子跟北大碰上瓷了，一次“碰瓷”终身受益。我在北大学习过，才有了这个名头。“北大屠夫”，两个词组成，听起来一个很高大上，一个低端，放在一起反差大嘛。

　　之前我不喜欢这个称呼，现在不介意了，甚至有点儿自豪。

　　谈身份认同

　　“我单是个文化人”

　　新京报：之前你说自己骨子里其实是个文人，如果放弃了地方志和文化，自己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商人了，而你不想做纯粹的商人。那现在呢？

　　陆步轩：我现在也不是商人。生意场上是个依托，是个体验。

　　新京报：但你现在并没有拿笔写地方志或者搞文化了。

　　陆步轩：不光写地方志，搞文化的就是文人。文人我的理解是文化人，我搞猪肉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就偏科学一点。

　　我现在也不是商人，我单是个文化人。

　　新京报：可以理解为，你对“文人”身份有一种情愫吗？

　　陆步轩：我觉得是一种执着。这和我在北大读书，我一直接受的传统教育有关系。我脑子还是很传统。

　　新京报：你有两个孩子，希望他们以后走什么路？

　　陆步轩：一个16岁，一个19岁，我希望他们多读些书掌握知识，上大学。别经商赚钱，人一辈子能花多少钱？最好走技术这条路，真正掌握一门本事，别走歪路。

　　新京报记者 王佳慧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