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一个老理想主义者

　　这个老头现年77岁，他有一双纯真的眼睛，这双眼睛透露出的坦率与纯粹，令人想起李贽的“童心说”。当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对视北大学子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当他开始讲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面向，讲鲁迅的小说和周作人的散文，讲沈从文的生活变迁时，这双眼睛闪烁着光泽。

　　他是钱理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最受关注的人文学者之一。

　　这个在“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气质交锋”中的人，用全部的生命热情，投入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尊重。他尤其关注教育，特别是中学语文教育改革问题，他曾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救救孩子》一文，那种感情的浓烈度，在而今这个世俗国度里几乎难以想象。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思考，诸如批判“北大正在培育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言论，至今还时常被人提起。

　　钱理群自北大出身，后来回到北大讲坛，以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回应了大时代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唤。在北大学生评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名列首位。

　　在出版界，他与钱钟书并列为最具有市场生命力的当代中国学者。他的学术专著《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重版10次以上；《与鲁迅相遇》《话说周氏兄弟》都是名噪一时的畅销书；他和吴福辉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发行量最大的学科教材，已达数十万册；他主编的《新语文读本》总销量超过三百万册，是近年基础教育界最受欢迎的语文读物。

　　然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所有的研究动力都来自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该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得像个样子？我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资源？”他说，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钱理群就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系列研究”的设想。他那时预计写7本书，从“五四运动”开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计划要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为线索写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变迁史，也以此了结他的“共和国情结”。后来，他将7部缩减为3部。2016年7月，《岁月沧桑》出版，这也是他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

　　从1996年完成第一部《1948：天地玄黄》，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传》，再到第二部《岁月沧桑》收笔，前后跨时近20年。

　　钱理群自述，这三部曲有“起承转合”的关系：《1948：天地玄黄》，写共和国建立前玄黄未定之时，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想象与选择，是其“起”；《岁月沧桑》写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个“承转”，其中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坚守”；第三部《我的精神自传》作“合”，以自己为主角。他在总序中写道：“这就需要最后现身，用自己在陷入‘绝地’以后的反省、反思，来为整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一个‘总合’，以便‘守望’住知识分子的本分。”

　　当深入笔下那些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钱理群感受到他们对国家和时代的投入、挫折、碰撞、困惑和坚守，他看到知识分子个人命运在时代中的幽隐和精神上的波澜。

　　在这三部曲中，《岁月沧桑》是钱老晚年最重要的作品。2015年，他带着妻子搬进了养老院，平均每天写2000字，一年里完成了70多万字的写作。这本书完稿后，钱理群如释重负。

　　这是他的“宝贝”，既有当年落入改造深渊的陷阱，更有历经沧桑又必须坚守的东西，它更是钱理群最想留给年轻人的思想结晶。即使不断告别，隐入养老院，即使他说自己已经逐渐放弃了“教育”，退出了学术界，但他还是放不下青年。这个时代的老理想主义者，近年来不断地说：“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将我的祝福送给年青的朋友。”

　　原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钱老有关。

　　□新京报记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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