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深入知识人隐秘的精神世界

　　《岁月沧桑》是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研究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也是他最为看重和倾尽了最多心血的一部。

　　这部著作以上世纪50年代后的沈从文、废名、梁漱溟、赵树理、郭小川、王瑶、邵燕祥等知识人为个案，通过将知识人放置到历史语境，将文本细读（主要是检讨书、历史交代、书信、日记等私人性的材料）与心态分析缜密地结合了起来，基本上勾勒出了知识分子在动荡大时代的心灵史与历史命运，用钱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改造”和“坚守”为一对关键词，深深切入知识人群体隐秘的精神世界，将他们九死一生的人生遭际描摹了出来，足以引动今人的警醒与反思。

　　知识分子改造的研究，这些年陆续呈现了一批成果，包括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以及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中的一些章节，上述成果基本上是以档案为主体史料展开的研究。

　　相对于上述研究，钱理群先生的知识分子研究和写作，具有特别浓郁的学术个性和写作风格，饱含着学术激情而又不乏洞见，细密的文本分析又穿插着对知识人内心世界的洞察，具体而微的个案研究往往又勾连着大时代的历史脉动，人文主义的立场根植在现场感充足的历史书写之中。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元气淋漓而童心毕现，饱经沧桑而初心不改，用钱理群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凭着良知做人，凭着兴趣做学问”，这样的境界与精神，对于越来越狭隘和体制化的当今知识界，无疑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荒漠甘泉”。

　　沈从文的生命韧性

　　精神困境下的另一条路

　　书中我最喜欢读的是关于沈从文、废名、王瑶等几个个案研究。沈从文研究不可谓不多，但真正进入1949年后的沈从文的精神世界的著述，却是凤毛麟角。钱老分析了沈从文这位与革命政治一直有疏离感的作家，在1949年前后出现精神危机的原因，重点挖掘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如何通过“新爱国主义”、“新人民观”、“新唯物论”等三个层面的观念阐释，与新中国的主流价值论述寻找“契合点”。

　　但即便如此，沈从文在新中国仍旧感觉到一种深深的“隔膜”，理性的思考似乎在说服他完全地接纳新社会的一切，但现实种种，却弥漫着各种引人深思的“负面”现象，比如他在“文革”十年的家书里，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奇怪现象，都有隐微甚至直接的批评。知识人的本色就是坚持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而“真诚且无条件的信仰”，“思”与“信”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沟壑，不“思”而“信”何以可能？这就是沈从文的精神困境之所在。

　　被捆缚了写作手脚之后的沈从文，并未因此走向绝望和自弃，而是从另外一种路径觅到了人生意义的出口。钱老引用从文先生1952年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就特别强烈地昭示了这一点：“从生命全部去看……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沈从文正是在这种纯粹的热情的支撑下，展开其对劳动人民的文化史的解读与研究（凝结为皇皇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当一些知识人陷溺泥淖无从自拔的时刻，或者荒腔走板地潦草一生时，他静处历史博物馆的积满灰尘的角落，独自面对历史深处的生命与生活，这种生命的韧性与智慧诠释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极端年代能够抵达的人生境界。

　　废名的天真愿景

　　当书生遇上政治

　　废名此前给我的印象是远离政治的作家，属于周作人影响深远的京派文人那一脉。但从钱理群先生的研究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废名，却对于影响重要政治人物进而影响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的走向，有着一股执拗而又不切实际的热忱。一方面，基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天然情感，以及对近代中国掌权者丧权辱国的痛恨，废名对新中国有由衷的认同。另一方面，他又希望中国能在追求现代中，不被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所同化，能够传承并发扬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明，正因为此，他对于新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有着强烈共鸣，他甚至对于传统中国的农耕社会在现代的存续，有着一份纯真的想象。

　　废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4月1日，写下《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并托付其旧时老师董必武转呈最高层。纯净的社会主义理想与质朴的中国文明的内在结合，就成为废名的“中国愿景”。

　　由此出发，他借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主人公之口说：“中国的事情是决弄不好的，因为中国的读书人无识，而且无耻，势非亡国不可的。”这倒是跟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反精英主义高度吻合。钱理群精准地洞察到废名价值观念中的两个轴心：“把救国的希望寄托于农民，而把亡国之责归之于读书人，对农民的理想化和对知识分子的根本否定，就构成了废名思想的两个侧面。”当书生遇上政治，一腔热情的上书言事，最终遭逢的自然是泥牛入海的沉默与无视。

　　王瑶的清醒 

　　迂回地维护尊严

　　钱理群对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自我表达和公共表达的独特问题特别关注，例如这些年出版或再版的相当多的各类检讨书，比如聂绀弩、李慎之、徐铸成，或者如束星北、杜高等人的档案文书等，他认为废名的“上书”跟“检讨书”、“汇报书”、“大批判文章”构成了当代中国前二十七年间知识分子特殊的言说文体。

　　钱理群对其研究生导师王瑶的检讨书的分析独树一帜，极为精彩入微。王瑶是一个向往、参与并支持革命的左翼知识人，但却在革命胜利以后成了被持续批判的对象，他所写的检讨书与沈从文发自内心本乎自然的写作不一样，而是特别注重在检讨中处心积虑地维护自己的左翼知识人形象。

　　正如钱理群所指出的那样：“王瑶在他的‘洗澡运动’中的检讨书里的应对策略：既要适应运动的要求，又要有所保留，尽可能地迂回地维护自己的某些尊严。当时，在政治压力与诱导下，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有影响的重量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都尽量向自己的家庭、学校、个人泼洒污水，真正是‘斯文扫地’，令今人不忍卒读。而王瑶却是少数清醒者之一，他一方面按要求如实交代与检讨自己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背景、个人历史与思想，同时又小心地掌握分寸，借助于检讨的技巧，维护着自己的基本形象。”

　　钱老在后记中引述王元化先生的话如此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精神的理解：始终如一地探索真理；独立思考；对既定观念与体制提出质疑。从《岁月沧桑》我们可以看见这种知识分子精神在当代中国历史中的异化、流变与再生，更可以窥见钱理群先生以一己之力量，自甘“边缘”，独守书斋，重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卓绝心力与创见。

　　□唐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