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钱理群 沧桑岁月中难立的脊梁(2)

　　（上接B03版）

　　知识分子与政治

　　胡适、鲁迅和康德的“政治参与”

　　唐小兵：这引出了另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你反复用精神迷误来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处境与心灵，一方面中国文化有一种强劲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强调责任感，要参与社会和国家建设，要勇敢地发声；但另外一方面，知识分子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甚至像马克斯·韦伯所讲的，缺乏一种责任伦理或者对政治的实际进程充分的了解政治能力和心智成熟。这就陷入两难困境的悖论之中。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究竟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状态才是比较合理和正常的？

　　钱理群：可以肯定地说，实际生活脱离不了政治。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有不同方式，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参与，或是政治运动，或是参与国家的具体政治实践；一种是社会运动，包括抗议运动、维权运动等。一个是体制内的政治，一个是体制外的政治。

　　我一直认为胡适和鲁迅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两个典范。胡适终其一生对政治都有兴趣，甚至有直接参与，但每次到最后要求入阁了或竞选副总统的最后关节，胡适就止步。胡适提供了一个参政还保持独立、在进退之间把握了分寸的典范。但有一个条件，蒋介石能接纳他和包容他。鲁迅也是一个典型，就是“精神界的战士”：不直接参与实际政治运动，但在思想、文化领域方面做批判知识分子，面向公众和知识界发言发表独立性的、批判性的言论。

　　还有一种类型是我自己最推崇的，就是间接的政治参与，比如说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倡导改革、发表意见。你不一定对当下政治直接发表意见，却可用文化实践产生影响，因为目前能做的反而是这些领域。当下在这些领域发出独立的声音来，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参与。

　　知识分子还有一种道路是思想启蒙家，比如康德式的启蒙。理论和实践看起来是保持距离的，实际上是对一个时代提出一些新的理论和新的价值观念。建立一个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这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本质。我认为这是要比前面的几种类型知识分子更重要的。

　　前线与底线

　　在艰难环境中守住底线

　　唐小兵：澄清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迷雾，包括语言上的、思维上乃至心灵深处的，是一件急迫而需要长久努力的工作，但很少有人愿意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线去从事这种思想启蒙工作。这或许也是很多知识分子推崇王小波式写作重要性的缘由，因为王小波让我们从一种僵化、空洞却铿锵的语言中解放出来了，这样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的确立是很重要的。

　　钱理群：实际上中国现在最缺乏新价值观念的确立。它不完全是纯理论的，而是必须跟学术研究联系起来。学术研究其实有两种类型，一种完全基于个人兴趣，但它背后有极大的人文关怀，这种研究的前提是要与政治保持距离。第二条路更困难，走政府导向的类似智库研究的“伪学术”道路。原则上我不反对这种研究类型，问题是你进去会不会保持独立，而保持独立非常难。前者比如像一些教授，他也没有太大的社会关怀，但老老实实做学问，这种学问有相当大的普世价值，就值得尊敬。事实上，大部分人走的是这样的道路。我一直跟我的学生说“凭兴趣做学问，凭良知做人”，做人的底线很重要。

　　唐小兵：前段时间争议很大的钱钟书、杨绛夫妇在50年代后的处境与选择，也涉及“守住底线”或者说“消极自由”的问题。

　　钱理群：我认为钱钟书其实是看得最透的人。他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所谓洁身自好，但又不掺和到酱缸里面去，对现实政治甚至社会相对来说比较疏远，甚至自觉疏远。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按理说，改革开放以后按他的智商和学习准备基础，应该有许多新的理论创造甚至总结性著作出来，但事实上没有。钱钟书只是守住原来的知识体系，整理原来的知识积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也是如此。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都是太聪明的人。看透了，心凉了，不愿再写，并进行自我保护。

　　唐小兵：有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聪明地保持沉默的“犬儒知识分子”，面对不义之恶，缺乏挺身而出的道德勇气。

　　钱理群：我对这种隔岸观火、居高临下的所谓知识分子极其反感。他们不知道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多恶劣。最好是能够完全坚守住良知与底线，有时候守不住了，甚至出现了精神迷误做错了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分清是非之后应该宽容。但不能因为宽容，就没有是非观念，要有一个对人性弱点、对知识分子弱点的理解。那些居高临下的要求，带有很强的道德专制的意味，不仅做不到而且不合情理。

　　左翼传统的本质

　　真正的平等在彼岸存在

　　唐小兵：你在书中还谈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左翼知识分子。这些人一方面受到五四运动启蒙观念的影响，这种启蒙思想和价值观念又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一起闯入，从一个遥远的异邦移植过来；另一方面，左翼的知识分子又有追求民族现代化，甚至追求民主自身独特性的自觉追求。所以，这中间有纠结、有矛盾。据你的研究，民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既是反权力的，又是反资本的，但好像这个左翼的传统后来就很微弱了。就中国知识分子主义的左翼传统而言，你觉得哪些成分还可以继承，哪些地方应该更深刻地反思？

　　钱理群：这和我自己的思想经历有关，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左翼传统培养出来的，当五四运动发生分化时，我们属于左翼传统。我现在身上左翼的传统都淡化了，某些具体的观点、言论、做法都淡化了，只留下一些带有本质性的东西。

　　首先是为真理而斗争，有追求真理的自觉——具体是什么真理跳过去，真理绝对化后就变成一个问题，但是他追求真理本身并没有错；其次是对现实强烈的批判意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批判性；再次是对社会平等的追求，对弱者和社会底层的关心，并对此有韧性的坚持，不轻易地放弃。左翼传统明显表现出的批判性、对社会平等的要求、对底层的关怀，跟自由主义式的精英意识是大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中国真正严格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很少，他们也会有左翼的一些特点。

　　唐小兵：你在《岁月沧桑》做了两个左翼的划分：政党领导下的左翼与鲁迅为核心的左翼的区分，前一个强调命令和服从的关系，内含着等级制。

　　钱理群：后一个是独立于政党的，我很明确说过自己是鲁迅派的，总体上其实是偏左翼的。真正的批判性除了反思和批评之外，还取决于自我批判。是否真正的左翼，有一个标准就是是否批评自己。自以为有一个左翼的立场掌握了真理，就要把异端全部打倒，从不自我反思，或革命政党所要求的“自我诋毁、自我污名化”，都不是真正的左翼，也不叫自我批判。知道真理并不等于你代表真理，我追求真理也并不等于我代表真理。真正的完全平等是彼岸的存在。我的信仰就是左翼信仰，核心就是反对一切人压迫人的制度和现象。

　　唐小兵：这种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是超越民族和超越国家的。

　　钱理群：革命政治和革命理论认为在此岸可以完全实现乌托邦，我认为自由、平等等最基本的价值只能在彼岸才可以完全实现。而且我认为，人压迫人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一切社会形态里都可能产生奴役和压迫。社会的任何进步同时也可能产生新的奴役，比如说科技日益进步，网络是最明显的，会产生新的奴役。我不但反对老师对学生的霸权，我也反对学生对老师的霸权，那也是一种奴役，不能因为年轻就觉得具有天然的话语权。我对一切奴役现象极度敏感，这也是左翼传统的一种表现。

　　传统知识分子也就是士大夫被两个东西给罩住了，一个就是所谓的“道”或者说“道统”，一个是对帝王的依附性。这是一把双刃剑，很容易让人放弃个人的独立，把更高的价值给丢掉了，包括知识分子本该具有的个人的独立、对真理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