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娅的生死课 没有充分活过的人最怕死

　　孔夫子有句老话“未知生，焉知死？”言下之意便是：生的事情还没搞明白，谈论什么死？平时我们很少谈论死亡，甚至不少人对“死”这个字眼很忌讳。那么，如果你的大学里有一门专门讨论生死问题、尤其是死亡问题的课程，你是否会去选修？事实上，“生死课”已经出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在所有的“生死课”中，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

　　在国内，北京师范大学自2012年起也开设了“生死课”。授课者陆晓娅不仅是心理学者，也拥有多年在新闻、教育、公益、写作等领域的经验，是个名副其实的“斜杠老年”。这样一门生死课，不仅在北师大受到热烈欢迎，还吸引了许多校外学生、老师前去旁听，如今为何我们需要谈论死亡？为何谈论死亡如此吸引我们？

　　诚实地面对死亡以后，我们发现，孔夫子的老话实际可以换一种说法：“未知死，焉知生？”——不去面对死亡，又如何能面对生命？

　　1 不当“传道授业解惑者”

　　新京报：为何会想到开设“生死学”这门课？

　　陆晓娅：我退休以后一直在做公益机构“歌路营”。后来发生了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事情，是我妈妈老年失智，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我需要很多时间陪她，继续在公益机构全职工作会很吃力。我自己的年龄也在不断增长。年龄，或者说人对时间的感觉，对人会选择去做什么是很重要的。当我觉得我已经离死亡比较近的时候，我会想生命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

　　后来我想想，觉得去开设“生死课”能把我的积累和潜能释放出来。生死学涉及很多学科，非常广阔，同时也涉及生命成长的一些课题，比如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和危机。我过去多年在高校和一些机构做危机干预、心理咨询的经验告诉我，大学生也需要这样一门课。

　　新京报：那为何会选用电影这一媒介作为与学生探讨“生死学”的主要方法？

　　陆晓娅：电影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讲故事，而且多义、模糊。理论是高度抽象的，一般化的，很多鲜活的东西没办法呈现。故事是模棱两可的，它很容易让人有代入感，生动贴切。通过电影的多义、模糊、代入感，我们可以制造很好的讨论空间。

　　我希望和学生们做一些探索，制造多重对话。第一重是跟电影对话，看电影本身会扰动情绪，情绪背后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和电影发生碰撞；课堂讨论，是同学、师生之间的对话；我还会发阅读材料，等于是和文本、和前人、和学者对话；还有一重对话是写作，课上课后的写作是自己和自己对话。这种对话式的教学、生成式的教学，是我特别想尝试的。

　　新京报：为什么如此看重教学中的模糊性、不确定性？

　　陆晓娅：我开这个课一开始就想，我可以不当“传道授业解惑者”吗？

　　我们说的“道”，应该是你确信不疑的东西。但是我想一想，我这一辈子六十多岁，很多事情我经历了从“不疑”到“疑”，再到“不疑”，再到“疑”。这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我对生活、对世界、对社会、对心灵的理解，一直在变。所以有什么东西是一定确信不疑的吗？可以让我说“同学们，这个东西一定是这样的，你们就这样去做”？

　　“授业”，也许我可以传授一些知识和技能。但我后来学习叙事心理学，接触了一些后现代的思想，它就会强调，这个知识是在什么样的情境里建构出来的？比如说“抑郁症”，过去没有这个说法，这个词是美国人创造出来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觉得心里不痛快，或者失眠、没有动力，我们就说自己是“神经衰弱”。这些建构的知识也非常有用，帮我们理解复杂的人生，但是我希望学生知道，这只是其一，不是唯一，也不见得能解释所有的东西。

　　“解惑”就更不用说了，许多年轻人现在经历的事情，可能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那我凭什么说我可以解开他们的“惑”？

　　对话式的教学、生成式的教学，可以让学生们在对话过程中去产生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思考，去在多元与差异中辨别，哪些东西是有道理的，可以遵循的。

　　2 谈论死亡，帮我们找到热情所在

　　新京报：您希望学生从课堂中获得些什么？

　　陆晓娅：我并不特别看重学生们写在报告里的“收获”，但当他们告诉我说，“陆老师，上了这个课，我重新拿起画笔开始画画”；或者说“我去报了个架子鼓班”，我就知道这是他们真的从“生死课”上收获了一些东西。

　　去画画不一定真的要成为一个画家，去学架子鼓也不一定成为架子鼓鼓手，但那里有他的生命热情。

　　新京报：为什么上“生死课”，讨论死亡问题会帮助学生找到热情所在？

　　陆晓娅：其实“生死课”会唤起一些死亡焦虑。适度的焦虑从心理学上讲，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常说选修“生死课”的学生是一些很勇敢的学生，因为他们愿意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去面对和思考死亡这个问题。“生死学”这个切入点会去探索从个体到人类所面对的各种挑战，包括怎样去寻求自己的生命意义。这种思考和探索会激发他去寻找自己的热情。

　　我认识个年轻人，学了别人很羡慕的专业，但是你感觉不到她的热情。最近我看她朋友圈，发现她开始烘焙面包了，烤得非常漂亮，还教给许多人。我猜她的嗅觉非常灵敏，也喜欢触觉，再加上她把自己的审美也放进去了。我就突然觉得，这个才是她，这个是她的热情所在，因为她在里面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找到了一种自己参与世界并在其中感到价值的方式。

　　新京报：我们是忌讳谈论死亡的，临终关怀也做得比较少，这种忌讳会有哪些问题？

　　陆晓娅：我认识一个在肿瘤病房的医生，他有一段时间非常低落、抑郁。因为他常常会面临病人的死亡。他面对的办法就是隔离自己的情感，阻止自己对病人产生情绪、情感上的反应。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也把人对美好事情的感觉隔离了，反而导致他的情绪出现问题。后来他接触到安宁疗护，在为晚期病人提供安宁疗护的过程中，需要去跟病人交流，结果他发现，自己开始变得快乐了。所以，不管是关于疾病还是死亡，去面对它带给你的情绪和感觉，让情绪流动起来，反而会在其中发现很多宝贵的东西。

　　心理学家欧文亚隆说过，“没有充分活过的人最怕死”。从这个意义上讲，死亡和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认识死亡，才能更好地认识生命。

　　3 人的价值需要一个舞台去体现

　　新京报：北京大学徐凯文老师的研究指出，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学生患上“空心病”：看起来前途一片大好，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目标和价值所在。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陆晓娅：我接触的许多年轻人是做公益的，他们普遍非常有热情，所以至少不能说所有年轻人都陷入一种颓废跟迷茫。

　　但我听过许多年轻人有这些问题，比如很多年轻人会感叹：为什么要奋斗，为什么一定要出人头地？我只想过一种普通的生活。我听到这个话，其实很多时候感到他们这样说是出于无奈，不是真的无欲无求，是一种无法突破社会现状的无力感。重要的不是你是否出人头地，而是你是否有对生命的热情和活力。许多年轻人已经失去了这种活泼的东西。

　　新京报：这种对生命的热情和活力要从哪里获得？

　　陆晓娅：我觉得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自主性、自主时间太少了。由于都是独生子女，父母的注意力会很多放在孩子身上。在家里，父母会一直督促。在学校里，上课时间排得满满的。孩子自主安排生活的时间很少，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也非常少，有时还会被打压，久而久之，自主的愿望就降低了，自主的能力也没能发展起来。自主性的缺失和瘫痪就会损耗人的活力，心理学上叫做习得性无助。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生命，无法参与到社会中，就会觉得生活在别处，就会感到自己和这个世界无关，那么，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当然，也有些人会完全回到自我，但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人的价值是需要有一个舞台去体现去证实的。

　　人到了一定年龄，你就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来，需要去找到能够让你燃起热情的东西。怎么找，每个人都不一样，它通常跟你的特质和志趣有关。你需要找到你感兴趣的东西，找到能让自己的特质和潜能得到发挥的东西，那是你与这个世界的通道。也许最开始只是一些小事，比如有大学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校园建设提出意见，这就是一种参与。在《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这本书中说：“自尊就是感觉到在一个有意义的领域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参与者。这种对于个人意义的感觉抑制了与生俱来的恐惧。”如果年轻人能获得这样一种感觉，我想他们的心也许就不会空，就不会觉得活着没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