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利亚什·贝拉 用文学治病的东欧医生

　　在匈牙利文化圈，“马利亚什医生”这个称呼人尽皆知。无论是小说、绘画还是音乐，他的作品总是有着浓重得让人难以模仿的“东欧味”，总在捕捉东欧人痛苦、狂野而扭曲的灵魂。

　　这位“医生”的本名叫“马利亚什·贝拉”，他不穿白大褂也不拿手术刀，而是匈牙利文坛的“怪才”——不仅是风格怪诞的小说家、油画家，还是东欧颇有名气的先锋歌手，之所以取这个笔名，是因为他想用文学艺术为东欧人进行心灵疗伤。

　　这个夏天，他十二年前的处女作《垃圾日》有了第一个译本，还是中文的。借此契机，贝拉首度踏上了中国土地，去了广州也来了北京。在广州的六榕寺里，他惊异地发现，这里的宗教神像和欧洲教堂里十字架上表情痛苦的耶稣完全不同，菩萨是抿嘴微笑的，他看见了也想微笑；在北京呢，这位五十岁的胖子先生顶着酷暑，一个人去毛主席纪念堂排长队瞻仰领袖遗容，为此他还丢了一个手提包，弄坏了一件衬衫，换到几张假币。但还是高兴得不得了，“我觉得中国人有一种热热闹闹的光明和欢乐，能够治疗东欧人的阴郁。”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怪诞外乡人带来“巴尔干元素”

　　怪诞，是这位跨界艺术家的标签。1998年，马利亚什和几个文艺哥们儿一起在贝尔格莱德组建了巴尔干半岛最不拘一格的先锋乐队——“学者们”，近三十年来这支乐队从巴尔干演奏到美利坚，始终先锋，发行了《对不起，我能不能杀你？》《一位女政治家的隐秘生活》《核啊，核啊，我的战争》等十几张风行东欧的唱片，用音乐抨击时政，游戏人生。

　　画画的时候更怪，看他历次画展的题目：《东欧披头士》《税务局公务员的冒险生涯》《画坏了的面部轮廓》……这些作品总是用绚烂甚至艳俗的色彩来凸显生活的悲怆感，带有近乎变态的生存热情。去年他刚在布达佩斯举办了题为《无政府·乌托邦·大革命》的画展，把各国政要和名人用艳丽的色彩涂到了油画布上，为此不出意料地得罪了当局。

　　马利亚什的写作与其音乐和绘画风格一脉相承，文字玩世不恭，批判起现实来却像一管大剂量的海洛因。他先后出版了《一个死者的日记》《疯人院》《墓地性事》《没有米洛舍维奇我就不能活》等小说，这些作品或者讲述一个死人如何利用消费社会的伎俩来大闹天堂，或者通过精神病人的命运折射东欧变革后的生活怪象，或者以墓地为背景刻画人内心世界的分裂。

　　翻译家余泽民评价马利亚什的写作“有浓厚的‘巴尔干元素’，沉重，犀利，黑色，现实”，这和他本人的生存经历密切相关。马利亚什1966年出生在塞尔维亚境内的诺维萨德，这里在历史上隶属匈牙利王国，一战后割让给了南斯拉夫。1991年南斯拉夫爆发内战，“为了逃避兵役，为了不杀人”，他逃难到了匈牙利，之后定居在布达佩斯并加入匈牙利国籍。

　　他的身份一直尴尬。作为南斯拉夫境内的匈族人，却受制于当时奉行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而不得不偷偷地学匈牙利语，以保持家族的匈牙利文化传统。可真到了布达佩斯，虽然离家乡就三百公里，他却发现二者文化上仍有天壤之别，和土生土长的匈牙利人相比，他又成为了一个外乡人。

　　艺术让我们摆脱内心恐惧

　　1991年的匈牙利，对于马利亚什来说是个全新的世界，但同样动荡而怪异。俄罗斯军人刚撤离，很快就来了美国人和西欧人。东欧剧变后的匈牙利，各个阶层的人都梦想一夜暴富，但只有少数人成为既得利益者，更多人成为改革牺牲品，流荡在社会底层。

　　马利亚什在布达佩斯一幢摇摇欲坠的公寓楼里租下了一个小房间，靠教英语糊口。当时的匈牙利刚开始变革，为了面对西方世界，更多人弃学俄语改学英语。很快，知名的律师、疲惫的医生、爱幻想的失业者、古怪的发明家、疯癫的工程师等各个阶层的人，为了学英语和马利亚什成天泡在一起。

　　从那时开始，马利亚什觉得自己仿佛成为了一个心理医生，听到不同人内心的扭曲和困顿。体制变革后匈牙利社会分化日益严重，这些人成为动荡时代的牺牲品，他们的命运被当局粉饰。马利亚什内心煎熬，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写一本书，让这些古怪的人共住在一栋旧公寓里，用他们荒诞而残忍的人生故事来反映匈牙利在变革时期的社会图景。

　　当时的匈牙利文坛，主流文学界普遍回避沉重，只希望给读者带来有愉悦感的美化之作，但马利亚什偏偏想把生活中最丑陋的东西展示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了这部被誉为“小说版《恶之花》”的《垃圾日》，它用残酷而猛烈的白描笔调，描绘了东欧变革时期匈牙利一栋旧公寓楼的变态生存画面：吃人肉的艾米大婶、建壁炉为自己送终的马伽什、染上恋兽癖的温德尔、随时等待战争的芭比大妈、用一栋房子换来“一夜情”与死亡的安德拉什……马利亚什藏在人物背后，通过他们离奇恐怖的命运，揭示社会无序带来的道德滑坡和精神虚无对弱者的伤害。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让读者将目光从充斥着谎言与粉饰的繁华社会投向一个真实存在、命运悲凉的人群”，至于它被匈牙利评论家凯莱斯图利·蒂伯尔誉为“社会恐怖小说”开山之作的评价，马利亚什认为并不贴切，“叫‘社会抗议小说’更准确，这部小说展现的是改革时期小人物的阵痛，有恐怖也有悲剧，但也有同情和爱的元素”。

　　这同情与爱，在马利亚什的小说中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展现，如同美国作家冯内古特的写作理念那样，“我们大声地笑，是因为恐惧”，马利亚什认为黑色幽默是理解他的作品，甚至是整个东欧文学的关键，“受制于长期高压政治的历史捆绑，东欧人会笑着流泪，哭着大笑，这是我们的方式。在东欧，如果不懂黑色幽默，你就会发疯。社会局面无法改变，至少可以哈哈一笑”。

　　马利亚什的医生父亲希望儿子也能成为一个医生，但他选择了做一名艺术家，取了“马利亚什医生”的笔名，也算实现了父亲的愿望。他认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我的书或者画哪怕能让一个人笑出来，都是成功的治疗，艺术让我们摆脱内心的恐惧。”

　　■ 对话

　　看见黑暗和丑陋，但还是要爱这个世界

　　新京报：据说在匈牙利，你的创作因为讽刺政治，当局对你看不顺眼，你如何看待这种状况？

　　马利亚什：匈牙利现在政治斗争很厉害，两派互掐逼得老百姓没办法在日常生活中用不同角度来谈论同一件事。2007年前后，政治派别斗争白热化，上街游行、放火烧电视台，如同内战，一个家庭里的不同成员会由于政见不同而冷战。在这种情势下，我用荒诞和讽刺的手法，把这些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政治家滑稽地画出来或者写出来，把这些自以为是上帝的人画成幼稚婴儿，让人们笑一笑，希望能缓解百姓的精神变态性创伤，我认为这是一个艺术家应该承担的。

　　新京报：《垃圾日》结尾，大楼被烧毁，所有住户都搬到了恶臭的地下室，继续麻木地生活。英国作家雷斯威尔评价这是一幅“贝克特式的群像”，虚无荒诞，你在这部作品里是要表达一种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吗？

　　马利亚什：悲剧中的人，内心或转向上帝，或转向残暴。看《垃圾日》就像看人群的集锦，那都是被上帝遗忘的人。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找到解脱的道路，他们只是在寻找解决的工具，他们把所有的绝望转向为暴力，又或者与现实生活完全隔绝。

　　初看这本书非常黑色，在结尾处我把所有人都赶到了地下室，但还有一个“最弱的人”——乞丐走出了房子，他连恶臭的地下室都失去了，把自己完全清空，之后生活会有新的可能。人天性喜欢看到世界的美好，想成为虚无主义者并不容易。

　　新京报：通常，我们对东欧文学的理解有两类，一种是以米兰·昆德拉和贡布罗维奇为代表的解构和反讽意义的怀疑主义，还有一种以米沃什和哈维尔为代表的“肯定意义”的道德勇气，你认为自己在东欧文学版图中，更靠近哪一端？

　　马利亚什：我自己更想靠近捷克的赫拉巴尔那样的类型。作为匈牙利文化的“外乡人”，我觉得这两派我哪个都不靠近。赫拉巴尔也是这样的，他不怀疑一切，也不肯定一切，他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沉重而艰难的社会，还要让自己尽量爱上这个社会；他看见了最黑暗和丑陋的东西，但还是要让自己爱上这个世界。

　　“这本书是我的‘垃圾日’，我从心灵深处把他们翻出来，把他们的欲望、恐惧、美丽与疯癫扔到天光之下。”——马利亚什谈《垃圾日》创作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