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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工程师王文虎

为找到精确间隙“不知试了多少次”

现任中国中车戚墅堰所总经理,“时速250公里动车组高速转向架及应用”项目主要参与者,该成果已应用于京广、京沪等主要干线

2016年09月30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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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虎2003年到英国进行技术交流。
2006年9月王文虎在东京与日本东洋电机公司签字成立合资公司时与对方社长合影。
王文虎2003年到德国柏林进行技术交流。
【人物简介】
王文虎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技术专长为机车车辆齿轮传动系统领域;“时速250公里动车组高速转向架及应用”项目主要参与者,2009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现任中国中车戚墅堰所总经理。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无论是青铜文明还是科技时代,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都是推动社会生产进步的重要力量。

  虽然中国制造已然“横扫”全球,但无品牌、核心技术弱、研发创新不足、人才缺乏等问题仍笼罩着中国企业,此时,“工匠精神”更显得弥足珍贵。

  今年,“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鼓励中国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中国制造新一轮的崛起,在转型升级中更需要重塑工匠精神。

  从9月开始,新京报开始寻找大国匠人,重拾工匠精神。在制造业领域遴选数十位“匠人”,讲述他们身处喧嚣,仍能恪守工匠精神的故事。

  如果不留意,很难在人群中找到王文虎。

  9月26日中午12点,人声嘈杂,几十号工人正在戚墅堰所第二食堂排队取餐。一套灰色工装、一条黑裤、一双皮鞋,个子不高的王文虎独自一人用手机发着消息。除了头发花白,他在这里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

  然而,如果提起戚墅堰所高铁的产品和技术,王文虎这个名字却是无人不知的。

  当前,从南北车合并而来的中车已经成为世界最大高铁制造商,而位于江苏常州的中车戚墅堰所为中车下属高铁关键零部件研发和制造单位。

  勤奋的工科生

  戚墅堰所寻求引进加工中心,布局加工制造产业,初生牛犊的王文虎站了出来,领下了这个任务。

  “时速250公里动车组高速转向架及应用”项目在2009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如今,该成果已应用于京广、京沪等9条主干线,平均缩短旅客旅行时间30%-40%。

  相对于听起来高调的成果,主要参与者王文虎却显得低调不张扬。距离上次他接受媒体采访,已经过去6年了。彼时,刚刚拿下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的他对媒体笑言,“(获奖)对我来说惊喜之余,更感责任重大”。其后,王文虎逐渐从技术岗走向管理岗,如今,他已经是中车戚墅堰所总经理,成为这一中国轨道车辆关键零部件企业的掌舵者。

  王文虎的低调源自于他的工作经历。

  1982年,二十来岁的王文虎进入南京工学院攻读机械制造专业,四年后,这名工科生被分配至位于家乡常州的戚墅堰所,迄今在此整整30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这样,一待就不会再走。”王文虎说。

  刚到戚墅堰所,王文虎只是机械室的一名见习生,跟着师傅跑前跑后;但四年之后,勤奋的他等来了机会。

  20世纪90年代,传统上以材料工艺见长的戚墅堰所寻求引进加工中心,布局加工制造产业。长期从事研究的同事对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概念,初生牛犊的王文虎这时候站了出来,领下了这个任务,从制订标书到跑机械部、铁道部,从公开招投标到最后的培训、验收,王文虎跑下来了几乎每一项具体工作。

  接近一寸厚的外文操作手册,王文虎硬是一天天翻译出来。那个年代计算机还没有普及至中国,王文虎译完后还得再手抄一份给大家参考。“从1990到1995年那几年,基本都没有周末。”时隔20多年后,王文虎感叹道,“现在想来那时候是真努力,关键时刻自己要主动站出来,说我自己行”。

  对于毕业不过几年的工科生王文虎来说,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工程师。

  “不记得试了多少次”

  为了让间隙更加精确合适,王文虎首先是确定一个大范围,反复试验,直到寻求到合适的临界点。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铁路行业筹划大提速,各项技术指标都亟待提高,擅长研发的戚墅堰所承担了包括齿轮传动系统在内的大量工作。王文虎作为机械室和科研处的负责人,每天为此奔忙。

  齿轮传动系统类似于汽车的变速箱,决定着高铁能不能跑起来、跑多快,具体包括了啮合传动、齿轮箱体、轴承系统、密封系统等一整套复杂技术。而在1995年以前,国内在这一领域几乎空白。

  与基础科学以突破为目标不同,应用技术以精确适合为指向,需要的是细致、反复和耐心。做密封系统的时候,王文虎就费了大工夫。

  “列车的密封难就难在它和外面是通的,间隙大了不行,要么是里面往外面漏油,要么是外面往里面进灰尘。但太小了也不行。齿轮箱一转起来,里面压力就很大,间隙太小的话内外难以平衡。”王文虎说。

  为了找到更精确合适的间隙,王文虎首先是确定一个大范围,比如1毫米,如果不漏了的话再缩小0.1毫米去试验,如果不合适再继续缩小,如此反复试验,直到寻求达到一个合适的临界点。

  而为了找到这个合适的临界值,王文虎想出要研发一个专门做密封系统的试验台。但是国内当时没有可供参考的,他和团队想去国外参观考察,但经过和大使馆的紧张协调,对方却并不允许他们现场近距离参观,只能在二楼远远地看设备。得知这个情况后,王文虎决定放弃去国外考察,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科研团队的力量研发一个试验台。最终他们成功了。

  时隔20年之后,王文虎已经记不得当时试了多少次,“当时干的时候肯定也不会去记试了多少次,反正不行就试。”前后五年时间,王文虎牵头的齿轮传动系统终于问世,而这直接应用成为中华之星的关键零部件之一。中华之星2002年底试验成功,成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高铁。

  但几年后,铁道部决定放弃国产路线,以引进消化海外高铁技术为主,即“跨越式发展”战略。中华之星停运,走进了中国铁道博物馆。

  十年钻研厚积薄发

  王文虎认为,正是十年潜心研发和积累为之后高铁发展做了积淀,中华之星车的生命结束了,但技术的生命还在延伸。

  虽然中华之星没能“发扬光大”,但在王文虎眼中,技术的掌握是最重要的。

  “以前根本没研究过300多公里的齿轮传动系统,现在研究出来了,技术从无到有,这不就是最大的进步吗?”王文虎说。

  不止如此,在铁路战略大转折在业内引发热议的时候,王文虎发现了机会。

  “我们的春天已经来了。”时任戚墅堰所副所长的王文虎敏锐地意识到了一点,“2006年的时候几乎要月月跑铁道部,要任务,要项目。只要有机会,肯定要去争取。”

  而戚墅堰所之所以得到了铁道部的认可,某种程度上正受益于王文虎团队过去十年对技术的钻研。“这十年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自己没跑过300公里,怎么能理解高速铁路?如果当时我们没有这么多年在齿轮传动系统领域的潜心研究做基础,怎么可能在后来的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并进行国产化路上快人一步?”王文虎说。

  2006年4月18日,时速250公里及以上动车组开始试运行。而在这批动车里面,应用了多项戚墅堰所的产品。王文虎肩上的压力陡然上升,不仅派出了很多队伍去维护保养,自己也进入24小时不关机的工作状态。对于自己的产品和技术,王文虎虽然很有信心,但由于没有经过长时间运行,王文虎仍然承受较大的压力。

  5月2日晚,恰逢五一假期,患感冒的王文虎吃药后沉沉睡去,一觉到天亮。“两个电话,一个短信,我惊出一身冷汗,一下子就蒙了!”10年之后的现在,他还清晰记得,当时通知他,研发的部件有漏油现象,请立即决定能否继续使用。

  王文虎立即打电话给其他技术人员,了解到有惊无险,心中的石头才放下来。然而,当时的工作纪律是24小时内接电话,王文虎事后不得不向领导做检讨。

  “当时大家谁都不知道危险不危险,所以必须马上拍板,到底能不能继续运行;现场的人着急、我们的人着急、主管的领导也着急,所以就得马上上报”。

  这样的紧张状态并非只是一时,高速动车组安全试运行了一年,王文虎的紧张状态也延续了一年。

  紧张的工作状态之外,王文虎也牺牲了很多家庭生活。“我是个天上飞来飞去的‘飞人’,家里的事情基本靠老婆。”他无奈地笑了笑,“一年200多天不在家,孩子也管不上,干脆让他自立去吧”。

  王文虎的心血没有白费。2009年,作为“时速250公里动车组高速转向架及应用”项目主要参与者,王文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至今该成果已应用于京广、京沪等9条共计6003公里的主要干线,平均缩短旅客旅行时间30%-40%。

  回过头看,王文虎认为,正是1995-2005年的十年潜心研发和积累为之后高铁大发展做了积淀:“中华之星车的生命结束了,但技术的生命还在延伸。”

  对德国工匠精神印象深刻

  即便在技术上超过了昔日的德国师傅,王文虎却感到,德国人的耐心和细致精神仍然是中国所要学习的。

  如今,高铁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

  “研发第一代时速200公里动车组时,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外国师傅带着中国的技术人员走;研发时速250-300公里动车时,是中国人走在前面,外国师傅在旁边看;到研发时速300-350公里第三代动车时,是中国人远远走在前面,外国师傅没了身影。”王文虎说。

  然而,即便在技术上超过了昔日的德国师傅,王文虎却感到,德国人的耐心和细致精神仍然是中国所要学习的。

  9月下旬,王文虎刚刚前往德国柏林参加完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参展期间,一位德国朋友邀请王文虎闲时体验一下德国高铁。技术出身的王文虎留意到,德国不少高铁都是上世纪60年代就投入运营的车辆,虽然看上去老旧,但运营性能却很可靠,安全性很高;之所以摇晃也因为是老的铁路线。“我们的车看上去光鲜亮丽,但不一定能用到四十多年,真正的耐久性尚需时间的检验”。

  即便走在马路上,德国人的精工细作也令这位老工程师印象深刻:“我们和德国的行道砖都是废弃材料再利用做的,但德国马路边上行道砖都是20厘米厚的砖头铺在一层砂石上,水可以直接往下渗透;我们的行道砖只有六厘米厚,下面是混凝土层,刚铺完看上去挺平的,但时间久了就凹凸不平,而且水都无法下渗,形成城市内涝。”

  “为什么国家提倡工匠精神,是因为很多人既没有好的态度,也欠缺坚持的精神。做什么时间长了就都想跨界,干一行怨一行。”王文虎说,工匠精神首先要爱岗敬业,踏实做好,接着做精做细,把产品做到极致。

  【匠心阐释】

  进入戚墅堰所工作三十年,王文虎带领团队反复试验,研发出一整套齿轮传动系统,为中国铁路机车跑出高铁速度奠定了关键性的技术基础。王文虎认为,所谓匠人精神,首先是有干一行爱一行的态度,爱岗敬业,踏实做事,做精做细,把产品做到极致。

  【人物素描】

  爱好钓鱼的“高铁迷”

  很多接触过王文虎的人都说,王文虎是个儒雅的人。他最大的爱好之一便是钓鱼。而整个采访期间,王文虎始终面带微笑,而且有问必答。不过,记者也发现了王文虎的另一面。

  2012年底开始,王文虎开始担任戚墅堰所总经理一职,从此,管理在他的工作中占用了越来越大的比重。他坦言,企业管理的风险很大,决策不对可能会牵连员工,甚至都没活干了。要说难,大家都难。高铁还要好一些,但其他制造业更难。

  承担更重要职责的同时,王文虎仍然对工作一丝不苟。

  “前面车怎么停在那里?”

  9月26日中午,走在园区内,王文虎不经意间看到一辆汽车停在路边,便迅速向边上的工作人员发问。在戚墅堰所的产业园区,汽车按规定不能随意停放。当对方解释说是因为临时停车,王文虎方才走了过去。

  如今,伴随着高铁行业成为普通大众的主要出行方式,关于高铁的抱怨也不时出现。作为缔造中国高铁的主要工程师之一,王文虎对这一问题并不避讳,“关于高铁的负面报道很多,导致大家对高铁可能产生误解。其实到现在,大家并没有充分感受到高铁带来的方便”。

  王文虎不改他高铁专家的本色,说到高铁的好处拈手即来:“相比汽车,高铁能源消耗低;相比动车,高铁不仅速度更快,隔音效果也更好;相比磁悬浮列车,高铁安全性更高,而且磁悬浮也比较娇气……”也难怪同事们都称他为“高铁迷”。

  【同题问答】

  “攀登何须绝顶峰”

  A、你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实现得怎么样了?

  答:作为一名工科生,最高的理想都是工程师。我的理想就是做一名机械工程师,把机械制造做得更好。

  B、在你的生命里,有哪些东西是你一直坚守的?

  答:做人要真诚,技术上要有所建树。

  C、什么是你认为的最艰难的时刻?

  答:现在。以前搞技术很单纯,搞管理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以前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但现在面对客户怎么能这样。而且需要处理各种风险。一旦决策不对,不只是自己受处分,可能几千名员工就要受到牵连和影响。

  D、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答:攀登何须绝顶峰。每个人都在为此而努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攀登到最高峰。比如得奖,不是每个人都能留下名字,但工作还是得干,爱岗敬业。

  E、有没有后悔的事情?

  答:后悔做管理了(笑言),但也回不去了。管理人员要大胆,有魄力,但技术人员则要追求精细完美。需要改变的就是在这里。

  B06-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赵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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