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瓦尔泽 写作即信仰

　　在德国战后文学史上，除了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之外，最负盛名的恐怕就是马丁·瓦尔泽了。这位现年89岁高龄的文学老人，在德国是国宝级作家，被称为“文学君主”。曾有一位德国作家调侃说：“没有文学君主的德国和没有冲突的中东一样难以想象。马丁·瓦尔泽是我们当今的文学君主。有一阵他不在位，在位的是君特·格拉斯，格拉斯登基之前瓦尔泽在位，瓦尔泽登基之前又是格拉斯在位。”

　　马丁·瓦尔泽1927年生于德国博登湖畔的瓦瑟堡，父母经营祖传下来的餐馆兼旅店，父亲在他十一岁时病逝。他很早就帮忙经营餐馆，做过账，也运过煤。1944年他应征入伍，1946年上大学。他在大学期间开始写作，1953年参加堪称联邦德国文学家摇篮的四七社活动。1957年，瓦尔泽发表处女作《菲城婚事》，从此成为职业作家。他的代表作品包括《惊马奔逃》（1978年）、《迸涌的流泉》（1998年）和《批评家之死》（2002年）等。其作品因对反英雄形象内心矛盾的塑造而著称。他曾获得国内外多项文学大奖，包括著名的德国书业和平奖（1998年）、毕希纳奖（1981年）等。

　　德国书业协会在向他颁发书业和平奖时称：“瓦尔泽以他的作品描写和阐释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德国现实生活，他的小说和随笔向德国人展现了自己的祖国，向世界展现了德国，让德国人更了解祖国，让世界更了解德国。”

　　瓦尔泽的小说主要反映德国的现实生活，主人公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作者揭示他们寻找个人幸福以及在事业上的奋斗，侧重于描写人物的精神生活和感情纠葛。他擅长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往往通过人物的自我内省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

　　和亦敌亦友的同代人君特·格拉斯迥然不同，瓦尔泽的写作在涉及历史问题时，几乎不用政治性或群体性的公共语言，他认为写作是个人化的表达。在德国，曾有人批评他“把良心私有化”，他不予申辩。在瓦尔泽眼中，如果写出了《铁皮鼓》的格拉斯是一个热衷于教育大众的人，那么他就只是一个表达信仰的人。

　　然而，即使写作对于瓦尔泽来说是私人化的，他的一生仍然经历了诸多风浪。“瓦尔泽是制造政治雷阵雨的作家，”德语翻译家黄燎宇这样评价他。瓦尔泽不仅在2002年出版的《批评家之死》因涉及“犹太/种族主义”敏感禁忌话题在德国媒体及文化界掀起轩然大波，更多的人记住他，则因为他在1998年获德国书业和平奖时在保罗教堂的一场演讲。

　　在那场演讲中，他不仅承认自己至少有20次遇到集中营画面时“扭头不看”——此举违背了“正视”历史的道德律令——他甚至明确反对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的计划，因为这无异于“把耻辱化为巨型艺术”。讲话结束后，包括联邦总统在内的现场听众起立鼓掌，但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主席指责瓦尔泽是“精神纵火犯”。瓦尔泽对奥斯威辛被“工具化”表示不满，他认为个人对历史应该自发性反思，“奥斯维辛”这个字眼，不应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的“道德大棒”，否则人们无法自由思考。但他百口莫辩。

　　时间过去近20年，瓦尔泽已不再和当年那样怒发冲冠，在德国文坛经历了长期戏剧化的斗争后，他越来越相信，要为自己写作。

　　2008年，受歌德学院（中国）之邀，瓦尔泽首度访华，与中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莫言就文学创作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激烈讨论。2009年，他因其小说《一个恋爱中的男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再次造访中国。今年九月，瓦尔泽携带新著《童贞女之子》和《一个寻死的男人》第三次来到中国。

　　瓦尔泽变得更温柔了，他在2002年以后的写作重心，移向了人性中更柔软的部分，关于爱情和背叛，关于衰老和死亡，关于信仰。这些看似远离公共性的命题，柔软外壳下包裹的却是某种稳健的内核——“除我自己之外，我不想让任何人信服什么。如果我能信服我自己，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新京报记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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