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瓦尔泽 我们信仰的，比我们知道的多

　　“写作是一种祷告的方式”，这是卡夫卡写在日记里的一句警言，它折射了写作的私人性质。这句话被现年89岁的德国当代“文学君主”马丁·瓦尔泽奉为某种写作圭臬。

　　这匹依旧活跃在德国文坛的“老马”著作等身，仅长篇小说就有二十多部，被授予的奖项有三十多个，包括联邦德国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以及最有政治和公众影响力的德国书业和平奖。有人评价他在德国公众中的地位，仅次于德籍教宗本笃十六世。

　　虽然瓦尔泽是德国文坛的一棵常青树，却常年活在风口浪尖上：在德国这个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犯下滔天罪行的国度里，瓦尔泽曾对奥斯维辛被“工具化”表示不满，更明确反对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的计划；他的朗诵会总招惹热血青年，反对他的标语屡见不鲜，可这些朗诵会上又时常出现德国联邦总统聆听的身影；他因小说《批评家之死》（2002）与德国“文学教皇”拉尼茨基的批评与反批评，不仅成为载入史册的文学事件，更因为争议性的“反犹嫌疑”成为轰动的社会事件。

　　敢说敢为的瓦尔泽，在公众面前俨然是个愤怒的性情中人，不过，把人生过得这么“政治化”，却不是他的本意，“我只为自己写作”，如果可以，他只想栖居在风景如画的多瑙河博登湖边，捧着心爱的红酒杯，整日读尼采和克尔恺郭尔的日记，就像他的中篇小说《惊马奔逃》中的男主人公赫尔穆特。然而，正如小说结尾暗示的那样，生活照旧。理想只是一种生活的“匮乏”，瓦尔泽注定不能获得平静。

　　平静的博登湖畔不平静的生活

　　博登湖位于德国南部，瓦尔泽的别墅就在博登湖畔的努斯多夫镇上。别墅四周青山绿水，朝前看是瑞士，向左看是奥地利，向右眺望离法国也不远。宛若仙境的居处给了瓦尔泽丰富的创作素材，他的很多作品均以这里的生活为背景。

　　他生于斯，长于斯，1927年3月24日生于博登湖畔的瓦塞堡，11岁父亲去世，从小就在母亲的餐馆帮工。据2007年6月公开的档案显示，他可能于1944年1月30日加入过纳粹党。在其争议小说《迸涌的流泉》中，瓦尔泽塑造了一个为生活所迫而加入纳粹党的母亲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母亲真的加入过纳粹，虽然她笃信天主教。这成为瓦尔泽终生困惑的难题，同样历经战争年代，他和德国文坛另一位同岁的文学泰斗君特·格拉斯相反，后者不断描写战争，并反省战争之罪，可瓦尔泽却拒绝写任何反法西斯的战争小说。在瓦尔泽看来，法西斯已经消亡，格拉斯更多的是在表达反法西斯的意愿，但“我思考的问题是德国为何会受到法西斯的诱惑”，这个问题瓦尔泽思考了二十年。

　　1957年，瓦尔泽成为职业作家，曾是德国四七社成员，文学生涯在此起航。1955年发表充满探索意味的短篇《屋顶上的一架飞机》，被认为在模仿卡夫卡。瓦尔泽8岁开始读卡夫卡，其博士论文就是《一种式样的描写——论弗兰茨·卡夫卡的叙事文学》，卡夫卡深刻影响了瓦尔泽的写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文学界流行社会批判小说，卡夫卡的寓言式写作没有生长土壤，瓦尔泽的探索被评论界批判为“缺乏‘批判-启蒙立场’”，他被划为缺乏改造社会冲动的保守右派。即使到了今天，瓦尔泽依然认为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学会卡夫卡的写作视角和怪诞风格。六十年代之后，瓦尔泽却转向激进的左派。他一方面成立“越南事务办公室”，想征集十万个反战签名，迫使联邦德国政界和知识界对越战不再沉默，另一方面因为看到社会民主党在越战问题上态度暧昧，他又果断站在共产党一边，并力挺工人文学，将自己喜欢的“劳动世界文学”结集出版，取名为《劳动日的尊严》。

　　人们越发看不懂瓦尔泽了。八十年代前后，他因为主张两德统一被怀疑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他在1977年的一场演讲中留下一句著名的话：“现在莱比锡可能不是我们的。莱比锡却是我的。”在两德统一问题上，瓦尔泽和君特·格拉斯、哈贝马斯等德国知识分子立场相悖，后者赞成两德分裂，认为这是德国二战罪行的惩罚，而且他们认为向来主张文化高于政治的德国，分裂从历史上看本就是自然状态。但瓦尔泽却觉得分裂是冷战的恶果，这会将德国人导向悲惨的处境。

　　1989年，柏林墙倒塌。

　　惊马奔逃，逃出精神的压抑

　　作为和新生的联邦德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瓦尔泽见证了欧洲大陆“1968年革命”后德国社会回归正常化的渴望，进入两德统一的新纪元后，他越发感到，需要减轻历史包袱给当代德国人带来的精神压抑。1998年，他出版了自传体小说《迸涌的流泉》，描写一个生活在第三帝国下的十岁男孩的成长经历。该书上市后一路畅销，却被“德国文学教皇”、犹太人赖希·拉尼茨基主持的电视书评节目《文学四重奏》中猛批，因为“没有出现奥斯维辛这个字眼”。

　　瓦尔泽愤怒了，他对《南德意志报》的记者说：“其实每一个受他虐待的作家都可以对他说，赖希·拉尼茨基先生，就你我的关系而言，我才是犹太人。”由此，他误入了德国特有的话语禁区：犹太人。凭借《迸涌的流泉》，瓦尔泽1998年获德国书业和平奖，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发表了空前轰动的演讲：他对奥斯维辛的仪式化表示不满，怀疑有人抓住德国纳粹时期迫害犹太人这一历史把柄，为达到今天的政治或经济目的。他承认奥斯维辛是德国人“永远的耻辱”，应该悔罪。但悔罪应是内心活动而非表面文章。

　　这惊世骇俗的无忌之言，博得了在场包括联邦总统在内的人们站立鼓掌，也很快招致哗然，德国犹太人协会主席伊格纳茨·布比斯指责他搞“精神纵火”，有人把他视为否定历史的右翼极端。2002年，他出版讽刺媒体霸权的小说《批评家之死》，引发了一场更迅猛的精神大火，斥责他“反犹”的声音此起彼伏。瓦尔泽觉得跳进博登湖也洗不清，他甚至想移居奥地利。

　　2002年，瓦尔泽75岁，和自己完成于1977年的小说《惊马奔逃》中的主人公赫尔穆特越来越像：如同一匹“惊马”，“受环境影响，神经失去本性”，他要逃向熟悉的博登湖畔。

　　私人书写者：与“不可能”调情

　　六年后，瓦尔泽再度现身，仿佛变了一个人，温柔慈祥，充满爱意。这种印象来自他当年出版的小说《恋爱中的男人》，写大文豪歌德在73岁时对19岁少女乌尔莉克一见倾心。这本充满诗意与哲思的爱情绝唱，让许多过去因《批评家之死》风波远离他的读者对他重新产生好感。

　　2010年瓦尔泽又写了一部以爱为母题的小说《我的彼岸》，不过这样的爱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主人公奥古斯丁是瓦尔泽创作的典型人物：男性，德国人，已经或者将被错过的生活。奥古斯丁心爱的女人玛利亚永远在他爱的彼岸。瓦尔泽写小说，一向轻情节，和他推崇的普鲁斯特一样，他长于心理分析，喜欢让人物充满思辨地内心自省。惊奇的是《我的彼岸》只是他计划2011年出版的长篇《童贞女之子》的开头。

　　即将面世中国的《童贞女之子》，仿佛一场语言与哲思的狂欢。它像一个宗教寓言，相信自己是无父之子的主人公珀西，却在现代社会苦苦寻找父亲。它是一部狂野的小说：探讨爱情的可能性，信仰的可能性，以及语言的可能性。

　　高龄并没有阻碍瓦尔泽的大脑飞速运转，他越来越想回归思辨的精神领域，剔除社会改良、变革等实际字眼。他的床头常年放一本尼采的书，旅行时会带着克尔恺郭尔的文集，这两位德国哲学家的思想在晚年的瓦尔泽看来，纯度越来越高。他思索知识和信仰的关系，“人们相信的要比知道的多”，成为他2008年后写作的重点。不过这抽象的问题被包裹在“爱”的外衣之下，“我不写爱，我是带着爱写作”。《童贞女之子》后，瓦尔泽又写了《第十三章》和《一个寻死的男人》，描写爱情、背叛与老年生存状态。

　　德语翻译家黄燎宇说过，瓦尔泽是一个很“坏”的作家，语言狂欢的背后，藏着一张难辨真假的分裂脸庞。《第十三章》里，瓦尔泽借主人公巴西尔说：“缺了不可能的事物，我就没法生活。如果生活被可能的事物层层包围，生命之火就会熄灭。”瓦尔泽对这种“不可能”无比动心，他认为这恰恰是一种“匮乏”，是他写作的缪斯，必须一边写作一边寻找答案，而且他不相信，自己对生命的不甘心，难道只是私人体验？这个狡黠的老头子，要在写作里与“不可能”调调情。当然，“调情”的地方，在蛰居的现实堡垒里。他和充满政治色彩的君特·格拉斯截然不同，也不喜欢和阴柔缓慢的托马斯·曼相提并论，他希望自己能够朝着歌德和荷尔德林的方向，迈向诗意与理性共生的古典德国。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