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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马丁·瓦尔泽 生活中的“匮乏”是我的缪斯

2016年10月0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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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瓦尔泽在2002年以后的写作重心,移向了人性中更柔软的部分,关于爱情和背叛,关于衰老和死亡,关于信仰。(图三为《童贞女之子》德文版封面,中文版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在近日推出。)
马丁·瓦尔泽在2002年以后的写作重心,移向了人性中更柔软的部分,关于爱情和背叛,关于衰老和死亡,关于信仰。(图为《童贞女之子》德文版封面,中文版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在近日推出。)
瓦尔泽在朗读新作《一个寻死的男人》。图片由歌德学院供图

  马丁·瓦尔泽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德国当代的“文学君主”。

  他是德国文坛的性格人物、话题人物、争议人物,敢说敢为,在反对越战、主张两德统一、反对奥斯维辛“工具化”等问题上,时常充当德意志的火山。不过这座火山今年89岁了,他不再如过去那样频繁喷发滚烫的熔岩。

  今年九月受歌德学院邀请,瓦尔泽第三次来中国。动静不大,没有铺天盖地的采访,他反而怡然自得。在采访结束后,他拒绝了别人的搀扶,一个人拄着拐杖踱步离开。走了两步,他突然回过头,对我轻轻挥了挥手,和我告别。

  像一头巨大而行动迟缓的日耳曼野兽,瓦尔泽渐渐想走入古典德国的历史森林深处,探寻先辈的足迹,这些足迹有关信仰和知识,爱情和奇迹,存在和真理。

  我们相爱,并不一定要具备相爱的知识

  新京报:你在2011年写成的小说《童贞女之子》即将迎来中文版,这本书在德国被评价为“一部狂野而包罗万象的小说”,你如何看待这部作品?

  瓦尔泽:《童贞女之子》探讨了一个人整体性的存在,只是故事的发生限定在多瑙河-博登湖区域。这部小说中代表了我人生中的一切,难以概括。它涉及对基督教信仰的看法,对语言价值的看法,对爱情和背叛的看法等等,所有我生命中重要的主题。

  新京报:《童贞女之子》的主人公珀西被母亲告知,不需要男人就生了他,他就像一个“现代耶稣”。然而他的一生都在寻找父亲,但最终可能是他父亲的三个男人都死了,这悲剧性的结尾是有怎样的寓意呢?

  瓦尔泽: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耶稣在我的潜意识中就存在了。这部小说并非要表现耶稣在现代社会遭遇的危机,事实上,后来出现了可能是他父亲的三个男人都死了,这三个男人都没有让他信服。

  我创作这个形象的关键是:主人公珀西问芬妮妈妈,他的父亲是谁,妈妈说我怀上你是不需要男人的。这样一句荒谬的话,珀西就相信了。他觉得自己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怀疑。长大以后,他并没有因为掌握了普遍性常识而放弃母亲给他灌输的想法,坚持自己是个没有生父的孩子。他不愿意传播自己的信仰,但他希望能够保留自己的信仰。

  新京报:传播信仰需要依赖语言和文字,而语言和文字代表着知识,这本书里表达了很多对于知识和信仰关系的思考,在这方面,我知道你深刻地受到了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影响,能否具体谈谈?

  瓦尔泽:这个问题我可以说一辈子(笑)。克尔恺郭尔是我需要的人,我花了十年来阅读他。洞悉一切事物的克尔恺郭尔说过,“我们得到的知识太多,对知识的用途又知之甚少。我们还没有开始真正的行动。所有人的存在都需要实践,不然存在就没有意义。”他一生用了很多笔名来写书,教导大家怎样去实践,告诫众人不要总做一个思想者,而应该去体会真正的存在。

  克尔恺郭尔有自己的一套哲学方法来阐述宗教信仰,宗教永远不是一种可以直接体会的存在,而需要一种间接的感知。比如他说过:我们永远是在一种对立的形式中去体会存在。这句话又把我导向了我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卡尔·巴特的一句话:“神学在任何状况下都必须有叙述性。”

  在《童贞女之子》里,信仰问题并没有纠结于神学家的推理,而是借助于生活经历的叙述。珀西有一个尊敬的导师法茵莱茵教授,对于信仰的表述更多来自这个人。法茵莱茵曾说过一句话,可以看做这本书里探讨信仰问题的基础:“我们信仰的,比我们知道的多。”这句话适用于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相爱,并不一定要具备相爱的知识,而是你相信我爱他,就可以去爱。

  另外一句话,也是法茵莱茵说的:“信仰就是攀登并不存在的山峰。”信仰是一种天赋,就像乐感。而如果每次都企图寻找词语来表达信仰,一定以失败告终。现在的词语都上过学,学校里全都破坏了信仰的能力。知识者的知识都来自他人,而信仰者可以立足自身。

  坏小说才会去改良社会

  新京报:谈到用语言来表达信仰的不足,你似乎一直对语言的价值有怀疑,并且不认为谎言是不道德的,是这样吗?

  瓦尔泽:我需要重新解释:谎言只是语言学的问题。在真实生活中,很多人出于爱去撒谎,为了爱牺牲真相。但为什么大家对谎言都有负面看法?在实际语言中,真实和谎言并非是非黑即白的对立,而是相互交融的。说谎言是如何败坏了道德,是一种廉价的道德宣判。对于作家来说,谎言是一种生产力,我们可以把谎言作为真话的对象去描述,而不做道德判断。

  新京报:那么对于作家而言,小说的用途是什么呢?你曾说过“乌托邦是小说的命根子”,你认为小说可以有改良社会的功能吗?

  瓦尔泽:坏小说才会去改良社会呢。我永远为自己写作,不为别人写作。作家怎样认识社会?说到底,在于怎样认识自己。每一个作家首先需要描绘自己,在历史中寻找自我肖像,建立与历史的关联。小说的功能大于社会批判。任何一本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小说,都是一个“善意的错误”。

  我写作,是因为我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模样,生活中的“匮乏”是我的缪斯。为什么我要发表?因为我想知道自己对于生活缺陷的这种体验,究竟是个体认识,还是大家都能感同身受?发表之后从读者的反映来确信,我并不孤独。

  新京报:你说自己的写作受到尼采非常大的影响,这是指什么方面的?

  瓦尔泽:我从15岁开始读尼采,之后从来没有终止读他。我的床头柜上永远摆放一本尼采的书。我认为尼采是最伟大的德语作家,所有的作家都应该向他学习。在我看来,尼采作为一个作家,语言表述尤其准确,他在尝试做一种努力——描写我们如何获得一种对社会问题的认知,他运用语言的准确性,可以成为别的作家使用语言准确性的标尺。

  尼采在哲学理念上没有表现得比其他德国哲学家更优秀,他并没有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却是哲学语言精准性方面的天才。比如德语里有一个词表示“良心不安”,尼采说:良心不安是指你的性格配不上你的行动。就是说你的性格太弱了,配不上自己的举动。尼采不是要创建一个体系,他对哲学的描述极度贴近个人生活。我希望自己也能具备这样的特性。

  德国现在是世界上

  最没有危险性的民族

  新京报:作为一个和联邦德国共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你曾明确反对把奥斯维辛当做“道德大棒”,很多人说复杂的德意志历史让当代德国人来背负,是过于沉重了,“正常化”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你是否认为而今德国人的精神状态不正常?

  瓦尔泽:你需要小心自己提的这个问题哦(大笑)。我的家族1722年之前定居在瑞士,1722年搬到德国,之后就是正宗的德国家庭了。我对于德国人的了解,首先来自阅读。荷尔德林、席勒、布莱希特、尼采、黑格尔……我对德国的体会是通过文学和哲学来获得的,而非来自一首民歌或一场战争。像康德、荷尔德林这样的德国人,大家看他们的作品,怎么会觉得德国人思想不正常,精神不自由呢?从我的家族经历和知识分子的传统来说,我认为不存在这种精神不自由的问题。

  新京报:对于一个先产生了歌德和尼采,后来又产生了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民族,一个既有瓦格纳又有希姆莱的民族,德意志又有“诗人和哲人”,也有“行刑者”,你如何理解当代的德国人?

  瓦尔泽:的确,在20世纪德国人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自己的时候没有从前那么自信。但是我们又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德国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危险性的民族——可以不用制造出很大的声响,就获得平静的生活。

  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如果你观察赛前演奏德国队国歌的场景,你就可以看出,他们在唱国歌时很害羞,低一点头,嘴唇轻轻蠕动,不会大声唱出来,这就是德国人现在的状态。当代最典型的德国人就是安格拉·默克尔,我是默克尔的崇拜者。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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