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 补全西语文学缺失的拼图

　　2014年4月17日下午2点，范晔坐在哥伦比亚玻利瓦尔广场的长椅上发呆。作为马尔克斯授权的中文版《百年孤独》的译者，他感觉周围的一切都不太真实。“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被讲述的日子”，他默念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的话，祭奠这位在墨西哥圣安赫尔区家中去世的伟大作家。

　　从那时往前推三年，在西班牙南部的小城格拉纳达——西班牙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诗人加西亚·洛尔迦的故乡，范晔在一间与阿尔罕布拉宫对望的阁楼里，翻译了《百年孤独》的开头：“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自1982年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拉美文学作品引入中国，在国内掀起了“马尔克斯热”。由于当时中国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马尔克斯的一系列作品未经授权即被我国多家出版社擅自出版，使得作家放下狠话：“死后150年都不许授权中国出版我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范晔此次翻译的《百年孤独》，正是首次由马尔克斯正式授权的中译本。

　　诗人的迟缓

　　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诗人洛尔迦和罗萨莱斯的故乡格拉纳达，范晔感受到了时间的迟缓，人们迟迟赴约，迟迟离去，一切都指向效率和功利的反面，速度全部集中在弗拉明戈舞者的足尖。这恰恰是他所欣赏的西语文学的特质：用出人意表的想象，在现实之外开辟出另一种荒诞而惊奇的可能性。

　　缓慢、荒谬、非常态、戏剧意味，这些西语文学中不时闪现的特质，深深吸引了范晔。在著作《诗人的迟缓》中，他多次向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致敬。初读科塔萨尔时，还在北京大学读西语系本科的范晔并不能完全读懂，却为“克罗诺皮奥式的想象”着迷。科塔萨尔在《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中创造了一种叫做克罗诺皮奥的小生灵，绿色、湿润、具有孩子气，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视作艺术家的缩影。在范晔看来，正是克罗诺皮奥让他感到自己不是孤单一人。

　　之后，在翻译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集《万火归一》的过程中，范晔逐渐理解了为什么科塔萨尔对于革命怀有孩子般的天真。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拉丁美洲解放运动一边，声援社会主义古巴和尼加拉瓜桑地诺的解放战线。在短篇小说《会合》中，他将极富诗情的意识流主人公设定为几度濒临绝境的切·格瓦拉，并在现实中为切·格瓦拉的过世痛苦异常。有人质疑他那本实验色彩浓重的技术流小说《跳房子》对革命大业有何用，但科塔萨尔坚信，革命文学不一定非要直接颂扬革命、反映现实深刻的苦难。因此，在他晚年成书的《曼努埃尔之书》里，他写革命者在开始革命之前，用宝贵的时间参观朋友养的蘑菇。

　　在范晔看来，这些表面上的调侃，“其实是对20世纪革命话语的‘解毒剂’，它避免一些事情因为单向度的反对，走向理想的反面”。由于共享西班牙语的传统以及后哥伦布时代的“丰饶苦难”，拉美作家之间有着令范晔歆羡的近乎亲情的情感联络。对他们而言，文学创作并非纯审美、纯艺术的活动，而是与政治、拉美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使命。

　　文学病人

　　身体里无法剔除的病

　　如果说翻译科塔萨尔让范晔发现了很多隐秘的读者和他一样共享克罗诺皮奥这一“秘密社团”，那么译介波拉尼奥的诗集，则让他视文学为一种在生命中享有特殊地位、无法从身体里剔除的病。

　　波拉尼奥曾说，自己如果不写作，可能会活得更健康。“但他做不到。没有文学和写作，他也不是波拉尼奥。”生于1953年的波拉尼奥，映射出一代拉美文学青年的成长。和“拉美文学爆炸”的一代类似，他们对于古巴革命抱有期许和热情，却在现实中听见“一扇又一扇门关上的声音”。然而，青年时代梦想的幻灭没有让波拉尼奥离开，而是用写作的方式，“给失败的一代写一封情书、一首挽歌”。这就是为什么范晔接下了波拉尼奥诗集的翻译工作，他读到了那些诗背后的哀伤：“一群人怀抱同样的理想一同赶路，人越走越少，有的走上了别的路，有的突然就倒下了，而他，还在走。”

　　波拉尼奥想象中的诗人，应该像他的好友墨西哥诗人马里奥·圣地亚哥一样，在饭馆的餐巾纸上、公寓的墙上写诗，全世界漂泊，在欧洲、耶路撒冷、以色列留下脚步，最后因车祸死在祖国的街道上。他把他写进小说和诗歌。最终，他自己没有成为彻底的“安那其”（无政府主义者），结婚、生子、“沦落”为一个小说家，50岁在等待肝移植中死去。

　　在翻译波拉尼奥的诗集《未知大学》的过程中，范晔特地加了很多注释。注释中出现的名字存在于文学史的角落，有的是同性恋、精神病院诗人，有的莫名其妙消失不见。范晔说：“我希望波拉尼奥在诗歌中提到的人也能在世间留下一个名字。”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西语文学是一幅巨大的拼图，需要几代人努力把拼图补全，渐渐呈现出全貌。后来被发现或尚未被发现的人物和作品，有助于我们回望此前的图景，从而更了解西语文学”。

　　回望六十年

　　拉美文学在中国

　　范晔浸润着诗意的文字里流淌着他对拉美文学传统的思考和独特情感。而他和西语文学的渊源也折射出西语文学在中国六十多年的传播历程。

　　1995年，范晔去了地坛公园的高考咨询会。他到北大各个摊子前转，最后看到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大旗就去咨询。当时问的是法语系。“那个回答我的老爷爷貌不惊人，问我为什么要考法语？为什么不来学西班牙语，拉美文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后来，范晔才知道他是著名翻译家赵振江。范晔豁然开朗，而这位让他“有柳暗花明的感觉”的赵振江成了他之后的老师，直到博士毕业。

　　那年，范晔进入北大就读西班牙语。当时的北大民主楼里汇集了法语、德语、西语几个语种，法语系和德语系可追溯到京师同文馆时期，和北大的历史并驾齐驱。而西班牙语系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成立，底子略显薄弱。

　　上世纪50年代，以古巴革命胜利为契机，国内高校的西班牙语系应运而生。成立之初，国内译介的作品大多属于革命文学的范畴，体现拉美人民的反帝斗争，政治色彩浓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迫切地想走向世界。适逢1982年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同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拉美文学得了诺贝尔奖，促成国内以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为中心的“拉美文学热”。80年代初，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讨会成立，此后初步形成系统的西语文学译介。

　　西语界前辈为译介和传播做出卓越的贡献，但时至今日，同是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前者就热闹得多。“西语文学整体上仍处边缘，当然我也没指望它能成为热点，因为文学传播靠的不是外表的花团锦簇”，见证了拉美文学在中国近二十年译介、传播的范晔说。

　　对于很多不了解拉美文学的中国读者而言，拉美文学就是“魔幻现实”的代言词，范晔却认为：“拉美文学不是铁板一块，它很难界定，很难说有统一的特质。两部西语文学之间的差别，可能大于它和另一部英语文学的差别。”

　　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自称为“象寄门下临深履薄堂仓皇右使”。“象寄”是翻译的古称，“仓皇”是因为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总难圆满，尽管倾注心力，却依然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他引用《西方经典》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的话来自白，写作也好，阅读和翻译也罢，都是“与自己的孤独相处的艺术”。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