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窥乱世

　　风靡世界的英国作家毛姆，晚年自嘲“二流作家中的最前列”，这如果让同胞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听到，也要哈哈大笑。1946年12月，《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柏林故事集》的书评，撰文者阿尔弗雷德·凯辛（当时美国文化界重量级评论者）说作者伊舍伍德是“真正的二流小说家。”

　　这番“重击”其实并无挖苦成分，英裔美籍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虽然一辈子都在写作，可他的志向也许并不在此——“成为一部快门常开的相机”是他的名言。这样的相机特点是，镜头里出现的都是原样的现实。

　　中国读者对伊舍伍德的认识，可能停留在由汤姆·福特执导的电影《单身男子》里。电影根据伊舍伍德1964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主人公乔治的眼睛就是伊舍伍德的照相机镜头，被动记录下众生世相，不做道德判断，只是“不假思索地消极地拍摄着”，而伊舍伍德的魅力，就在于此。

　　1904年，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出生在英国柴郡，上过剑桥大学但没毕业。1929年前往柏林，在德国生活期间亲历纳粹党的兴起。1939年他随作家W.H.奥登去美国，直至1986年去世。

　　与毛姆经历相似，他是一个多产的小说家、传记作家、记者和剧作家，一生出版了33本书和多部剧本。在那个保守的年代，他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一个多元文化的倡导者，不避讳自己沉迷灯红酒绿，也无意在文学史上留下赞誉。他只关心“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这个名字，这是他为非虚构小说创建的另一个自我。

　　热爱奥登的读者也许对伊舍伍德有更多认识，上世纪3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伊舍伍德和奥登来中国做了5个月的战地旅行，合作写下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战地行纪》。而他也应奥登的邀请，才在1929年到1933年在德国柏林生活了四年。

　　那时的柏林犹如乱世之城，希特勒纳粹兴起，反犹思潮愈加猖獗。希特勒从公开烧书到用焚化炉大规模焚烧犹太人，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

　　动荡、衰败的柏林社会，人们生活得贫困而病态，伊舍伍德深陷末日狂欢的柏林夜生活，并以此为素材完成了代表作、被合称为《柏林故事集》的《诺里斯先生换火车》（1935）和《别了，柏林》（1939），没有虚构和渲染，像胶卷一样呈现1930年至1933年柏林的社会生活。他用时而纪实时而虚构的一支笔，精确描绘了不同党派、国籍、阶层的人物命运，成为“正在迈向沉沦的社会”的最忠实记录者（乔治·奥威尔语）。

　　《柏林故事集》奠定了伊舍伍德作为英国重要小说家的地位，被美国国家图书馆与《时代》杂志列为“二十世纪一百部最佳英语小说”。如今，这部小说合集经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中国登陆，透过伊舍伍德这台“人形相机”，我们看见那在纳粹阴影下被黑暗与灭亡一步步吞噬的形象写照。伊舍伍德的才华融进了柏林人脱轨的私密生活，以及如血色横幅般展开的政治世界。这些场景不但定义了他在柏林的岁月流转，也加速了他离开欧洲大陆的决定，承载着纳粹旗帜的褐色衬衣，为这一切画上了句号。

　　在这幅视角独特的柏林历史画卷中，不能忘记那些镜头：大罢工，砸电车，街头骚乱，开枪，抓人……大萧条时期的德国社会挣扎着蜕变，眼看着独裁者登上历史舞台，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空前灾难。可怕的是，伊舍伍德“拍摄”到了更悲哀的东西：人们很快适应了独裁政权。他们“不过在按自然规律适应新变化而已”，无论什么新政权出现，他们都会继续适应。人们以适应性的名义，对暴力和极权熟视无睹。

　　他对这个城市最终感到彻骨的寒冷，就像他写于1932年冬至1933年的《柏林日记》中的那样，“今晚你却感到原野已爬到了你的附近……像是荒凉的大海，茫茫无际，无情无义……柏林是一副骷髅架，在严寒里冻得生疼。”

　　□新京报记者 柏琳

　　详见B02-B03·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