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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舍伍德的柏林众生相

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对死亡的无动于衷(2)

2016年10月0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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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耀着,希特勒成了城市的主人;太阳照耀着,可我的几十位朋友,我在工人学校的那个学生,我在国际工人救援会遇见的男男女女都进了监狱,而且可能已经死去。”——《别了,柏林》
《柏林故事集》包括《别了,柏林》《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两本

作者:(美)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译者:孙法理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4月

  (上接B02版)

  末日景象

  或寻欢作乐,或浑水摸鱼

  最初,借由威廉的眼光看到的诺里斯,虽然不能说是一个好人或是有坚定政治信仰的人,但是这样有着优雅的仪态和渊博的知识的人怎么也不会是一个投机分子吧。但是这种美化也是伴随着困惑。随着困惑一层层被解开,随之而来便是愤怒:这个威廉当做朋友的人,怎么能够为了自己过上奢侈的生活而出卖别人呢?而且因为男爵先生的自杀和身败名裂,这些情报换来的钱其实也沾上了鲜血。但是愤怒过后尤其是在读完诺里斯断断续续寄过来的信件之后又会感到可笑:这样的一个人根本不会觉得出卖情报浑水摸鱼有什么不好,这仅仅是赚钱的手段而已。

  威廉这个人物裹挟读者一起参与着小说的情节。没有威廉,读者绝无法产生同感共鸣——这正是作者伊舍伍德的意图:读者和威廉到最后都会不自觉地问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在当时的柏林风生水起?

  一战战败后的德国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凡尔赛条约》。德国人对此的抵触情绪相当大。数额较大的赔款让德国人觉得无法生存,被逼无奈之下,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纳粹以推翻《凡尔赛条约》为旗号,逐渐兴起并且发展迅速。小说主要发生在1930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这段时间。这时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已经十分严重,通货膨胀无法得到解决。所谓资本主义并不能取得胜利:海因里希·布吕宁也好,弗朗茨·冯·巴本和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也罢,都无法挽救德国的经济颓势。这时的德共也在尽力挽救危局。但是1933年的国会纵火案却被纳粹党扣在了德共的头上。德国进入紧急状态,希特勒借此当选帝国总理,纳粹党由此上台,并且开始专政,清洗国内政敌。

  换言之,这是一个乱世。没有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柏林街头的内乱,遍地的刀子、鲜血和尸体,满报纸的案件,到处随时都有人在死亡。人们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逃避,去寻欢作乐,沉迷于酒会和性爱,做一场末世的狂欢,要么就带着小情人离开是非之地;或者简单地参与到这场动乱之中,去像诺里斯一样趟一趟浑水,借着混乱发财,像拜尔一样,为自由而奋斗(虽然他最后死于残忍的清洗)。

  很多人则是像书中威廉见到的一样,希特勒上台了,天气也跟着暖和了。哪管外面翻天覆地,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小日子。他们其实挺能适应各种各样的政权,不管是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纳粹极权。这种可笑的滑稽的众生相只有借助威廉这位局内人的角度才能跃然纸上。

  人间万花筒

  窥视希特勒上台时的绝望场景

  同样的内置镜头也是《别了,柏林》的主要手法。这本书主要由《柏林日记》(1930年秋)、《萨莉·鲍尔斯》、《吕根岛上》(1931年夏)、《诺瓦克一家》、《兰道尔一家》、《柏林日记》(1932年冬——1933年)各自独立的小说构成。

  这六篇小说在轻描淡写中轻易就勾勒出柏林在1930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的人间万花筒:这里面有贯穿六篇小说的“我”——伊舍伍德,或者因为读音有误经常被人称为伊赛伍先生。这位客居异乡来自英国的年轻先生以家教为生,试图创作小说。这里面有之前过着小康生活,有保姆,有夏日海滨假期的女房东施罗德小姐,而现在只能自己打扫房间卫生,靠出租房子讨生活。这里面有从英国来到柏林的天真烂漫但是同时也自甘堕落的歌舞剧演员莎莉·鲍尔斯。这个到处炫耀自己新交的情人的女人最后还是被一个冒充好莱坞电影人的小混混骗走了钱财。这里面还有出身工人阶层的诺瓦克一家。这一家五口挤在一处小套房里面,但是还是要挤出一张床来出租,补贴家用。女主人操持家务,心力交瘁,积劳成疾。这里面还有成功的犹太商人兰道尔一家。男主人伯恩哈德睿智友善,但还是在最后莫名其妙因为心力衰竭过世,公司财产也被没收。这其中,有病态、有暴力、有绝望、有愤怒。这就是柏林。但是问题在于,这六个故事仅仅是简单地并列吗?仅仅是时间线上的先后而已吗?

  很显然,伊舍伍德绝不愿意简单局限于一个故事合集的形式。这个来自英国的年轻人伊赛伍在英国家境殷实,在刚到柏林的时候单纯得就像是一张白纸。而小说的六个小故事则像是柏林这个欧洲大陆的另类大都市的一种别样极端体验写入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我”——伊赛伍——可以算作是魏玛共和国后期乱世初现之时的偷窥者,像记日记一样写下自己的体验、把见到的人和听到的谈话记录下来,没有加工润色和剪裁滤镜。这些观感则成为了将来小说的原材料——不管怎样,这个“我”还是成长中的作家呢。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最初的故事情节是发生在施罗德小姐的出租公寓。这座位于诺兰多夫大街的公寓声名显赫,极富传奇色彩。虽然单个的出租公寓作为故事情节发展的场地过于狭小,但是好在伊赛伍先生经常会往返于柏林和北海海岸城市。这就使得故事情节之间的场景转换有了可能,例如伊赛伍在吕根岛的假期以及后来租住在诺瓦克家中,都为小说的空间转换提供可能。正是这种转换使得读者的视线跟随着伊赛伍的目光,不仅仅是局限于一方斗室,而是将柏林的乱象架构在整个德国的背景之下,更具层次性,而不是仅仅就事论事。

  不祥之兆

  灿烂阳光下,城市里彻骨的寒冷

  这种转换只是看起来比较随意,实则不然。不同的空间环境在文中互相补充,最后构成逐渐增强的回声效果。起先,那些伊赛伍眼中的不祥之兆仅仅是随口一提:比如,在吕根岛的度假沙滩上低矮的沙墙上内嵌的文字:“瓦尔德斯鲁家,瓦尔特家,钢盔,希特勒万岁”;比如不经意间碰见的一个扛着万字旗,唱着“德意志至高无上”的小男孩。纳粹的标记仅仅是随处一瞥就能看见。而在银行关门的那一天,在等待中逐渐绝望的人群将自己的愤怒发泄到了一个正在表演的男孩儿身上。此时,群体的暴力已经不言而喻了。在小说结尾处,伊赛伍的内置镜头又拍摄了一张相当荒诞的场景——这就像是肺结核疗养院里面濒死的病人才会有的一种冰冷到令人颤抖的观察体验——在灿烂的阳光中,魔鬼——希特勒终于来到人间;在温暖的阳光下,依旧会继续有人欢笑,继续有人享受;在温暖的阳光下,伊赛伍的朋友和学生进了监狱,面临死亡。

  这其中最令人无法接受的,便是在灿烂无比的阳光中感受到这个城市彻骨的寒冷,以及在别人以生命为代价为自由奋斗的时候,已经适应极权的大众已经淡忘了死亡和恐惧,开始了新一段人生和享受。之前,伊赛伍在和犹太人兰道尔一家打交道时,曾在伯恩哈德的一处乡间别墅参加过犹太人的一次夏季晚宴。宴会中觥筹交错,可惜大多数人的心思却在当时布吕宁政府的公民投票选举上面。当大选结果出来之后,所有人都松了口气——资本主义得救了。可是事实证明,这种幻想很快破灭。

  希特勒很快上台,伯恩哈德是一位成功的犹太商人,在最后莫名死于心力衰竭,而公司财产被纳粹没收。这就像他生前的感慨:“我们那公司,那座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塞满了我们积累的财富的庞大建筑,除了在我的想象里,还有没有真实的存在?”这种虚无之感其实可以算作是伯恩哈德对自己未来的预感。这个位于纳粹统治阴影的城市已经散发出恐惧、压抑、疯狂和暴力嗜血。

  麻木的城市

  极权来了,人们却适应得很好

  伊赛伍在小说的开始可以说是一张空白胶卷,读者也一样。他在观察柏林的过程中,是在阅读柏林这个城市。随着观察和经历的深入,他会反思:为什么来柏林呢?和伊赛伍一样,读者也在不断思考。伊赛伍的答案从很直率地觉得“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很有意思”,换成已经有些作假的“主要是来学德语”,再换成觉得柏林已经厌倦了他。这是一个参与者的眼光,读者将自己藏在镜头后面,和伊赛伍一样去思考。

  小说最后的伊赛伍已经不再是一个一心想要在柏林生活下去的英国绅士,而是一个已经对柏林的死亡和暴力产生恐惧的年轻人。他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对于死亡的无动于衷。就像是在《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中的描述一样,威廉在最后看见的也是这种“哪管这世界天翻地覆,有钱人还是马照跑,舞照跳;穷人还是有穷人的活法儿”。

  在《别了,柏林》中的伊赛伍看见,不管之前如何拼死反对,等到极权真的来了,大家依旧能够适应得很好。这种被动地适应,就像是动物到了季节就会脱毛一样。动物性的悲哀,透过一部照相机的镜头更显残忍。

  更加残忍的还是这种被动的拍摄——电影中的乔治,故事中的威廉·布雷德肖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都没有选择余地。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个人喜好而选择去记录美好。他们无能为力,毫无办法。不管乔治如何伤心痛苦,周围人的生活依旧;不管纳粹如何镇压,社会如何动荡,像诺里斯先生那样的人依旧可以投机摸鱼,像拜尔那样的共产主义民主斗士却被残忍地杀害。

  有人为了自由和民主失去生命,但依旧有人漠不关心。就好像是命运在裹挟着人们往前走,而前方真的有路吗?“十年以后我自己又会到哪里去了呢,我自己?肯定不会在这儿了。要到达那遥远的日子我还得渡过多少海?走过多少国境线?”……这是一个孤独人的乱世寂寞之旅。□林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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