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暴力产生前的心理脉动

　　从家庭暴力、校园暴力、基层执法者暴力到街头暴动，再到恐怖袭击乃至中东动乱，如今整个暴力世界很难望到尽头。

　　人们不约而同地感叹暴力何以这样多，人性和人类社会究竟是怎么了？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却抛出了另一个观点：暴力实际上没有那么容易产生。

　　微观视角

　　回到暴力产生的具体现场

　　人们习惯和熟悉的思维方向是寻找暴力背后的根源，如政治权利与经济的不平等、剥削或仇恨等。但是不是只要具备了不平等或仇恨，暴力就一定可以产生？不，没有那么容易。柯林斯使用他所擅长的微观视角，将焦点带向了暴力产生的具体现场，细致到施暴者和受暴者眼神交流带来的脉动变化。

　　暴力来临时，施暴者同样紧张和恐惧，克服不了就不可能实施暴力行动。柯林斯在《暴力》这本书中还向我们揭示了一些长期以来的误见，比如暴力的过程其实很短暂，而不是像电影所描述的那样持久，也很难从两个人的打斗蔓延到一群人的集体暴力。人们所看到的暴力，都是施暴者找到了方法克服紧张和恐惧。这些方法多种多样，既有避开对方眼神，也有组织和纪律帮助士兵和警察控制执行命令时的紧张。

　　柯林斯对暴力的研究延续了他在那本经典的《互动仪式链》中对互动情境的重视，那些看似平常的交流，却会积累和推动双方的情感能量，约等于我们平常说的“越想（打）越气人”，最终聚合成一种行动。暴力即是如此。柯林斯多年来把“行动”与“结构”两者链接起来，这一贡献奠定了他在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地位。

　　柯林斯从微观层面揭示出暴力的产生奥秘，并提出了日常生活中如何规避暴力的指南。在制度和社会结构难以改变的时代，柯林斯帮助个体寻求到了一个方向：如何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迎战生活中不确定的暴力。

　　对话

　　暴力的克星

　　施暴者需克服紧张和恐惧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暴力将要发生时，即使施暴者很愤怒，也会产生紧张和恐惧。如果克服不了，暴力就很难发生。我们为什么会对暴力感到紧张或恐惧，而且不同人产生的紧张或恐惧也不一样？

　　柯林斯：我们所感受到的冲突紧张和恐惧是与生俱来的。人由于进化——即与动物的分离——对他人的情绪和各种身体信号就更加敏感了。如果我们面对面和对方交流，把注意力集中到彼此身上，往往产生共情，大致相当于中国哲人孟子说的“仁”：“今人乍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不过暴力却是一个双向作用的过程，除了基本倾向即共情的一面，还有冲突。神经系统在同一时刻做着两个完全不兼容的事，产生了紧张，于是心跳加重，呼吸变困难，身体也颤抖。

　　冲突紧张和恐惧程度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有的人训练了怎样控制自身的心跳和呼吸，或学会了使用一些方法来克服紧张，如不看对方的脸。这些方法或技术，被一些有经验的警察、士兵和犯罪分子掌握。

　　新京报：这些克服自身恐惧和紧张的方式或技术，在历史上经历过怎样的变化？我们时代的暴力跟此前的暴力相比是否不同？

　　柯林斯：在历史上，为成功地实施暴力，人类已经发展出了熟练的技术控制冲突紧张，包括四种：一是攻击弱势目标，特别是那些没回头看你或在情感上处于被动弱势的人；二是施暴者把注意力放在支持者身上，而不是攻击的目标；三是远距离攻击，避免面对面的冲突产生的紧张；四是秘密攻击或偷袭。

　　前两种源远流长，今天也存在。随着历史的进程，第三种的使用更多了。新的武器可以从更远的距离展开攻击，先是箭，后是枪，现在是无人机和网络攻击。时下这种技术的使用已非常容易，施暴者或攻击者不需要直视他们的目标，也不会被盯着，不会产生冲突的紧张。秘密攻击同样是一种很古老的技术，比如把匕首包藏在图纸里实施暗杀。现在则演变成把炸弹藏在衣服里，伪装成无辜者混入到目标人群，这比古时候造成更多的伤亡。

　　历史上旧式的暴力，实施者往往是专制国家或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的地方组织。在中东，包括全体氏族用石头杀死成员的做法，这在今天仍时有发生。在中国秦朝，政治犯和他的家人被公开砍头（即连坐法）。旧时的暴力是在群众目睹下公开实施的，起到威慑作用。现代社会则把暴力限制在罪犯本人，秘密执行暴力，即使是纳粹也把集中营藏起来。然而，第三和第四种克服冲突紧张的技术，变化趋势却相反，更加厉害了。由于远距离实施这些暴力，受害者毫不知情，像秘密轰炸机通常就可以攻击到普通民众这样最容易的目标。

　　暴力的消减

　　人性中的善良能否减少暴力？

　　新京报：社会中有一种因绝望而实施报复的暴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与之相关的“抵抗理论”（亦译为抗争理论）成了中国学者的研究热点。原因之一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与经济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加剧了。但你的基本观点是，抵抗行动或抵抗中的暴力，同所有的暴力一样很难产生。

　　柯林斯：抵抗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暴力抵抗，特别是使用秘密攻击或偷袭策略，在心理上不会那么紧张。但对于在新闻里看到或读到这些事件的人仍然感到恐惧，因为这些暴力形象跟那些公平战斗的形象——比如《水浒传》塑造的——大相径庭。不管携带的是炸弹还是砍刀，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在抵抗压迫。但无辜的受害者认为他们在危害公共的安全，因此他们的行动不被认同，也没有带来社会的实质改变。

　　第二种抵抗是非暴力的。尽管抵抗者游行时，也使用一些策略，但不会用暴力。没有威胁性的暴力，紧张感就会减少，而这种面对面的冲突在情感上反而才变得可能。在一些城市的示威中就看到了这点。警察对这种策略掌握得很熟练，冲突变成了不过是拼耐心的情感持久战。

　　新京报：斯蒂芬·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文译本2015年出版，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他认为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看，暴力在世界范围内都在减少，是“共情”“自制”“道德感”和“理性”等人性基本基因将我们带离了暴力，走向了合作和利他主义。这本书同我们近年来对“道德”和“理性”的呼唤正好契合。你如何评价平克的基本观点？

　　柯林斯：欧洲和整个西方的暴力发生率在过去五百年里下降，平克的这点是准确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国家制度变强大了，垄断了暴力，因而被解除武装的个体和群体就不能执行私人暴力。

　　但也有例外，比如在美国城市，贫困的黑人不能依靠警察，于是自己使用枪支解决纷争。同时，平克使用了不正确的计算方法，错误地判断了因战争而死亡的情况。实际上，不管是在上世纪还是当下，由于使用了高科技的远程武器，战争中的死亡仍在增长。恐怖者的技术也同样得到了发展，比如使用游击战术隐藏在普通人群中，或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秘密攻击，智能手机等现代技术还可以用来控制这些炸弹。现代科技既能增强国家的力量，但同时也增加了恐怖者的暴力。

　　平克是一个心理学家，相信人和动物都有自私的基因。现在他认识到由于进化人的神经系统中也有了“共情”。在此意义上，他和我的分析是一致的，即冲突会导致紧张，暴力的产生没那么容易。但我们都面临一个问题，不能用这些心理因素解释宏大的历史变迁。

　　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