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谈书人书事:一面追风 一面追问

　　四十多年前，“上山下乡”的知青俞晓群从农民大爷那里学来一个概念，“做活”。在移植稼禾草木的过程中，秧苗要在3-5天后才能确认是否成活；再3-5个月开花；而要挂果则需要3-5年的光景。多年后，身为出版家的俞晓群与外国出版公司谈合作，对方关于3-5年才能“做活”新企业的一席话，竟和大爷的话吻合了。

　　事实上，这种耐心耕耘的做法一直被俞晓群践行着。从198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出版行业至今，他向读者和业内交出了“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等格调沉稳、不失雅趣的丛书，也成就了一部个人的出版史。翻开它，读到老一辈海派出版人的风骨，也能窥见他在“闹水灾”的办公室里着急救书的往事。

　　这一箩筐的书人书事，占据了他的大半生。今年，60岁的俞晓群开始陆续地写《六十杂忆》。他讲到小时候，“造反派”抄家搜去了父亲的书，又退回了几麻袋，他便每日从墙角书堆里选取翻看——总之，还是在讲书。

　　三十多年来，他有没有把书，把个人的文化生命“做活”？俞晓群做了很多书，涉猎广泛，也撰写过不少专栏文章。但有一件事，他始终“不会”：不会做坏书，因为一棵活着的树不会长出死掉的叶子。

　　1 不离传统

　　延续从天一阁到民国的书脉

　　“我还有很多事没做”，俞晓群一边拉开办公室里的书橱，一边谈到，国内出版业和大众对精装书及其艺术收藏价值的了解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书橱里放着他近期新做的“精装书”，它们与西方将书作为艺术品收藏的藏书传统相关，又和像天一阁这类中国藏书楼的传统不同。两者之间，是古代出版形式与现代出版形式的差别。

　　中国传统的出版业诞生于家族藏书楼中，但刻印规模和受众都有局限性。发明了印刷术的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掀起一番印刷革命。在欧洲，古登堡印刷机则开启了现代印刷时代。从16世纪开始，印刷技术的提升与简装书的出现推动了启蒙知识的传播。

　　当这场印刷风暴兜转到中国时，已是19世纪末。现代出版家张元济、王云五等主理商务印书馆时，恰经历了从传统中式线装书到现代简装书的转变。清末，伴随着私塾的日渐减少，现代出版形式才与现代教育一起引入国内。

　　此后，张元济、王云五等一批民国出版家在编写各类教材之外，还译介《天演论》等西方学术著作，并编辑了卷帙浩繁的“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丛书，引领着当时的思想时潮。多年后，俞晓群读到王云五撰写的“万有文库印行缘起”时，仍为那番决绝的情怀感叹不已，4000分册的印行规模在当代更是一座难以翻越的大山。

　　当年的出版家、出版行业也和时代的走向关联密切。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晚清如火如荼时，认定大清将亡的陆费逵因与商务印书馆的保守观点不一致，决心出走，在民国元年创办了中华书局。在之后的五四运动和上世纪40年代的民族抗战时期，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出版家因承担着思想与知识的传播责任，也被深刻地牵连于历史发展的漩涡中。

　　俞晓群对这些往事如数家珍，因而更明了那个已经翻页的时代给当代人留下的重量。这些需要传承下去的重量，从1982年他进入辽宁教育出版社起后的三十多年间，逐渐化为一个做书人质朴的职业修养和文化风度。

　　2 不忍老去

　　文化生命靠书才能活

　　1982年初，俞晓群大学毕业。82届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同学之中年龄相差个十多岁并不为奇。毕业后，这批动乱年代后新生的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了出版业。

　　在至今仍会让人想起就激动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舆论与思想的开放，新观念和新思潮通过阅读进入知识界与大众认知领域。西方译著的出版因而颇具文化运动的意味，甚至参与到了90年代末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激烈思想争论中。

　　在批评声迭起的左右之争中，中式文人雅趣却在俞晓群主持出版的“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与其主编的《万象》杂志中得以存续。这番和时潮保有距离、又与民国海派风味亲近的风度，俞晓群将其归功于前辈沈昌文的引导和吴彬、赵丽雅和陆灏的合力。沈昌文看重那些“并非学以致用的书”，也懂得在时间过滤出的文人八卦中“捞月”拾趣。恰是这种在当年显得非主流的乐趣，唤起了一批知识分子和有生活情趣的人对于一种长久文化脉络的感知。

　　与此同时，从90年代开始，不少出版社开始整理在动乱时代散轶的大家作品，在资金与政策利好的时机投入全集出版的热潮中。编纂全集是深入一个人思想和人生肌理的过程，像顾毓琇这样文理兼通的大家，既是科学家，又是教育家、诗人、戏剧家和音乐家。俞晓群将其理科成就交由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学者承担，人文成就则交由中国社科院的学者梳理。从那时起，他有了“全集情结”，稳稳地把《吕叔湘全集》《傅雷全集》《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顾毓琇全集》等做了出来。

　　当一线做书人以文化情怀编纂全集，做书这一行在经历着企业化的转型。在中国刚进入市场化的90年代，曾有一段极端商业化的时期，在行政力量的引导下，国内不少出版社转型为出版集团。用丛书和全集交出一份扎实工作履历的俞晓群被提升为辽宁出版集团的副总经理。

　　本是一个令人欣羡的职务，可“副总”俞晓群坐在静悄悄的办公室里，却有些不知所措。一阵阵恐惧和孤独总会找到他——一个亲手做书的人，远离了书稿、作者和读者，“眼前会浮现出一些可怕的景象，一个孱弱的文化生命，在渐渐地衰竭、老去”。

　　2009年，俞晓群辞掉了“副总”。那年他53岁。82届那批年纪相差不小的同学，经历了毕业后风华正茂的二十多年，已陆续有人抱病、退休、辞世。不忍继续再“老去”，俞晓群在50多岁重新回到做书的第一线。

　　3 不做坏书

　　一本坏书你怎么修？

　　这次，他来到了北京。1949年以后，民国时期驻扎在文化、出版中心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迁入新都。在世界文化版图中，文化中心与出版中心总是叠合的，在美国，它是纽约；在加拿大，它是多伦多。在当代中国，这个中心是北京。

　　在各大书局北上近70年后，俞晓群南下到了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他的新身份是社长，一个仍可以在一线做书的岗位。海豚出版社并不高调，但读者若拿到一本装帧细巧干净、不带任何腰封和推荐语、偶尔会夹着藏书票的书，十有八九出自海豚。

　　从辽教社到海豚出版社，俞晓群“一面追风，一面追问”。他出过不少畅销书，如苏叔阳《中国读本》、“几米绘本”，还请台湾出版家吴兴文策划讲“文人八卦”的“海豚启蒙丛书”。可“几米绘本”不庸俗，而所谓的八卦，风格一如王云五喝醉了读英文，喝得大醉了就念西班牙文。他不排斥追风，但总会追问自己：这风为何要追。

　　俞晓群说，自己不做坏书的自信来自于巴金。对于巴金、叶圣陶、鲁迅那一代人，出版家是与作家身份同等分量的一份事业。巴金有理想也有眼光，以出版的方式扶植了一批青年人。

　　而他追问、自省的情怀，缘于他的“师傅”沈昌文。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的沈昌文，把金庸、蔡志忠引入国内，既不掉格调，又精准地把住了文化的脉。做书是一种技艺，在当代，相较现代教育体制下出版、编辑专业的训练，这种师徒传承贵在格调、风骨和文化判断力的潜移默化。在俞晓群看来，“不会”做坏书，正是师徒传承的力量所在。

　　其实直到今年，工信出版集团对海豚的增资才使俞晓群肩上的贷款重压得以缓解。同样地，读追忆民国上海出版人的那些文章，云淡风轻的风骨背后是他们在艰难时世中艰难的实业救国。当年图书市场有限，好书难推；低俗坏书则需要全行业建立联盟、设定准则来抵抗。

　　“我是主张实业救国的”。俞晓群在当代的实业是出版业，他的职业是一个做书的企业家，而他三十多年的出版史就是一个文化人的奋斗。只是这种奋斗在这个行业中，需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

　　“可一本书又和一个冰箱不同，冰箱坏了可以修；一本坏书，你怎么修？”俞晓群说，出版人该有这种决绝的情怀。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