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们看见窗外阿富汗的国土

　　自《追风筝的人》之后，卡勒德·胡赛尼的名字和阿富汗联系在了一起。人们沉醉于他笔下的那些故事：为了救赎的爱与牺牲，战火和贫穷中依然善良的人性，以及人与人的相聚和离别。

　　他以近乎偏执的热情和饱满的深情写阿富汗——他童年、记忆、生命伊始的源头，“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与此同时，一场灵魂的拷问在所难免：靠讲述受苦受难的阿富汗人而获得成功，是不是一宗罪？

　　于是他告诉自己，要尽可能贴近事实，将整个阿富汗写得真实可感，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和千千万万阿富汗人的命运。不想写一个伟大的国家生活着一群伟大的人民做着伟大的事，他更希望自己能写出那些隐匿的不受欢迎的事实，让那片土地上深重的苦难、爱与希望重见天日。

　　1 故事终会在折磨中浮现

　　新京报：你在37岁时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过程如何？遇到过何种挑战？

　　胡赛尼：写作中永远充满困难，有时是一种折磨。你必须不停打磨，不停调整，不停推翻重来。你所写的，永远在无限靠近你想说的，却又很难是你真正想表达的。我不会事先写提纲，也不喜欢提前计划故事，而是更倾向于自由的写作方式，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这当然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但这是我知道如何操作的唯一方法。虽然大多数时候，故事并不能如愿出现，我只能坚持相信，故事最终会浮现出来。这对我而言是巨大的挑战。

　　新京报：第一本书的热卖对你的写作有何种改变？在写后面两本书的时候，你是否为你的目标读者调整了写作策略？

　　胡赛尼：“目标读者”对于写作者而言是个陷阱。理想情况下，所有书都应该只写给一个读者，这个读者就是你自己。一旦你开始考虑目标读者，考虑他们在想要看到什么，他们的政治立场是怎样的、背景如何、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整个写作就很难成立。你应该写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写让你热血沸腾的内容，然后抱持一种信念：其他人和你一样，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新京报：有评价说，你的第二本书《灿烂千阳》和第三本书《群山回唱》比《追风筝的人》在叙事结构、人物设定和情节安排上更成熟。

　　胡赛尼：成熟只是当你日复一日重复做一件事的时候，随着年岁的增长，你更擅长某种东西而已。从《追风筝的人》到《群山回唱》，我在写作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但并不意味着每一本书的创作都是有迹可循的，更不能保证新写的书就比上一本好。《追风筝的人》出版之后，正值后9·11时期，人们还在谈论9·11，阿富汗和美国陷入政治争斗。机缘凑巧，这本书就被广泛地阅读了。如果说9·11对这本书的出版和畅销没有影响的话，那就是我不够坦诚了。人们之所以那么喜欢这本书，是因为故事中的人物和人们对于爱和牺牲的共同体验。

　　2 透过破碎的镜子回望故土

　　新京报：1980年移民美国之后，你回过阿富汗吗？在那里看到了什么？有哪些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场景？

　　胡赛尼：离开喀布尔的时候我们全家有9个人，后来祖母和父亲去世了。我是唯一一个后来回去的人。自从1976年离开喀布尔，在27年之后的2003年，我回去了，发现整个城市既熟悉又不同。熟悉是因为我找到了当年熟悉的街道、建筑和住过的房子。但它又如此不同，当时整个国家仍处于内战时期，喀布尔有一整条街区完全被毁坏，到处都是枪声，比想象中还要军事化，安全问题严峻。相当多的人是寡妇、沿街乞讨的儿童，虽然以前我也会看到，但不会有这么多。过去三十年间，战争、政治斗争对于这个国家的影响相当严重。时至今日，阿富汗仍然没能从这些灾难中恢复。

　　新京报：你曾说过你想要借自己的书让外界更了解阿富汗的历史、文化和现状，在书畅销之后，回望你的写作，你是否刻意向读者展示阿富汗的某些侧面呢？

　　胡赛尼：一旦你的出发点是想给别人展示某地的文化和历史，你所写出的东西就不会那么自然和真实。读者们能通过我的书了解更多关于阿富汗的文化和生活，并不是因为我故意要传授什么，而是因为我尽我所能贴近事实，将整个阿富汗写得真实可感，无论是地理、文化，还是精神上的细节。大家读了我的书，会如同置身其中，比起电视上的新闻故事，能更清晰、更生动地感受阿富汗的纹理和质感。任何好的小说（但愿人们会认为这是一本好小说）都会让读者对一个和自身所处环境和文化全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切身观感。

　　新京报：你的书致力于讲述阿富汗的日常生活。它们一方面让世界读者更了解阿富汗的文化、历史和日常；但另一方面，对阿富汗人而言，它们揭露了让他们不快的生活侧面。很多作家都曾面临同样的问题，比如拉什迪之于印度、帕慕克之于土耳其、帕斯捷尔纳克之于苏联。你如何看待这种矛盾？

　　胡赛尼：这是不可避免的。你从那片土地上被放逐，然后你在几页纸上写你的故土，依然有很多人生活在那里。一旦你开始写，就会有质疑。我非常理解他们质疑的原因，毕竟我很长时间没在那里生活过了。但我从没假装自己是当地人，也没假装自己曾经经历过一切。我公开说过，我的故事只是讲述了移民眼中，用拉什迪的话说，“如同破碎的镜子”的阿富汗。我会透过破碎的镜子回望自己的故土。大部分质疑并非说我写的不真实，而是说我写作的方式不够和缓。我不想用宣传话语写阿富汗，一个伟大的国家生活着一群伟大的人民，做着多么伟大的事。我写那些让我困惑和疑虑的，是因为小说家不应该隐藏那些不受人欢迎的事实，而应该让事实重见天日。我想读者会感受到我对这个国家深沉的爱。

　　3 看见是实现同情的第一步

　　新京报：在阿富汗、法国、美国的跨文化生活，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胡赛尼：我很适应这种跨文化的生活。我极少在生活中思考“身份认同”的问题，只要没人问起，它就不是问题。我将这种生活方式传递给孩子们，让他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祖先是谁，他们如何生活。尽管他们没去过阿富汗，我还是让他们学习那里的语言，用它书写和阅读，这会让一个人丰富起来。

　　新京报：阿富汗的文学传统和美国文学的传统分别对你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胡赛尼：我在波斯文学的环境中长大。当时接触到的书中有大量波斯语诗歌，它们在阿富汗的流传度甚至超过小说，几乎每个人都能背诵这些诗歌。我的祖母就是很出色的口述文学者。在阿富汗的时候，我也读过很多西方文学作品，《金银岛》《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无论是西方文学的小说叙事，还是早年在阿富汗耳濡目染的口述文学传统，都影响了我的写作，尽管前者可能持续的时间更久，影响更深远。

　　搬到法国、美国之后，我又读了大量的小说。《追风筝的人》中有一种由故事随处可见我儿时接触的波斯文学的印记。但它也是一个相对模糊的作品，同时沾染了西方文学的小说叙事和口述文学传统，反映出口语化、非正式的语言风格，以及以自我驱动学习为主的文学路径。

　　新京报：你从读者那里，不光是美国的读者，包括世界各地的读者那里，得到过何种反馈？

　　胡赛尼：最常见的反馈是：当我读了你的书，我感到窗帘徐徐拉开，我在窗外看见了阿富汗的国土，我看见它的人民如何生活，它的历史承载怎样的苦难。在过去30年新闻生硬的解读之外，他们终于看到了更私人化、更贴切的关于阿富汗的呈现。这非同小可，先让人们和一个陌生的国度及文化建立联系，是实现同情了解的第一步，起码是积极的一步。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