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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何获诺奖多

2016年10月10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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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且言之

  日本的诺奖现象,需要关注的,是他们所特有的、那种只与自己较劲、坚持把东西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是一种不依赖于外界的内心驱动。

  对国人来说,诺奖是个不容易解开的心结。这几年,莫言和屠呦呦刚分获诺奖的文学奖及生理或医学奖,缓解了我们的焦虑,但这次日本又让我们不淡定了——在继2012年、2015年之后,日本再获生理或医学奖,并使其2000年以来获诺奖人数达到了15位。诺奖也许未必说明问题,但这么悬殊的数据反差,的确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另一个颇为类似、一直纠缠国内学术界的“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不出大师?不可否认,中国教育领域问题多多,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宏观体制到应试教育,各个环节,都是国情以及“改革过程中的阵痛”。但正因问题有点多,反而让我们一时难以找到真正的“罪魁祸首”。

  一个普遍的误解,是把大师的缺失,归因于大学的培养机制。而大学信誓旦旦地要培养“大师”的说法,更是作茧自缚。殊不知,也许一流的学霸,乃至一流的科学家,可以较大规模地培养;但大师或者诺奖级的科学家,很难单靠“培养”。比如,获得诺奖的爱因斯坦、日本的田中耕一;没获诺奖但成就得到公认的华罗庚、袁隆平,求学期间都成绩平平,华罗庚更是没有上过大学。

  我们还习惯性或者想当然地认为要靠研发经费的投入。但是,一项2015年的数据表明,以色列、芬兰、韩国、瑞典等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都高过日本,但芬兰、韩国迄今为止还在诺奖方面颗粒无收。另一个证明是,屠呦呦的诺奖主要源于70年代青蒿素的发现,当时投入的研发经费并不巨大,值得一提的倒是她“无留洋背景、无博士学位、无院士头衔”的“三无”背景。这次获奖的大隅良典研究酵母细胞,并不需要多少经费。之前“意外”获奖的田中耕一,本来只是藉藉无名的公司职员,除了公司的正常科研费用外,没有任何额外经费。

  其实,日本的诺奖现象,需要关注的,是他们所特有的、那种只与自己较劲、坚持把东西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是一种不依赖于外界的内心驱动。职员田中耕一为了能与实验为伴,一直无意升迁;这次获奖的大隅良典,自认乖僻,“不喜欢与人竞争,做别人不做的事情是快乐的本质”。这种传承,在中国其实古亦有之,那就是安贫乐道、“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术精神,这也是中国古代多大师的根源。放眼世界,我们也看到,许多诺奖级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与仪器为伴,努力无关获奖,获奖也不影响继续工作,他们所在意的,只是为了那份乐趣——学术和研究的乐趣。

  在工匠精神与纯粹的学术兴趣的反面,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这恰恰是目前国内学术界颇为普遍的不良倾向。我们其实有一批默默无闻、志在学术、远离公众视野的科学家,也有不错的科研投入,如果能够正本清源,抑制当前浮躁功利的学术风气,营造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防止“劣币驱促良币”的反向效应,也许未来的诺贝尔奖离我们并不遥远。

  □刘志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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