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杰依·瓦伊达逝世，波兰电影失去了父亲

　　10月9日晚，波兰电影大师安杰依·瓦伊达在华沙因病离世，享年90岁，此消息由瓦伊达同僚波兰导演亚采客·勃朗姆斯基向媒体透露，波兰当地的报纸与电视台都报道了此消息，并指瓦伊达在医院因肺功能衰竭过世。从影50余年，迄今导演了49部电影的瓦伊达，直至耄耋之年仍在进行创作，2016年的遗作《残留余像》刚被提交代表波兰参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选。

　　瓦伊达生前执导的49部电影，绝大多数都是以战争、政治与历史为背景。他一生载誉无数，曾在戛纳、柏林、威尼斯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获得超过20次的提名，7次获奖。其中，1996年、2006年，他破天荒地两度获得柏林电影节终身成就奖；1998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2000年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安杰依·瓦伊达曾任波兰电影协会主席，是“波兰电影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他也是波兰电影学校首席代表，培养了不少电影人。瓦伊达曾说，“在波兰，对艺术家的要求比在其他国家要多得多。”电影艺术家在波兰创作有时是荣耀，有时是重任，瓦伊达敢于用影片抛出尖锐的社会问题，也用于展现备受争议与残酷的战争现实，以倔强不屈并且充满着勇气、希望与自由的“波兰精神”蜚声全球。因为电影，他的声音跨越国界与政治，也因国内特殊政治环境而处境尴尬。

　　日本导演大岛渚曾评价瓦伊达：“我相信，在面对历史时，世界上的国家中波兰是具有最深切悔恨的一个。瓦伊达坚持的制作电影有着重大意义：这里一定会诞生出‘像宣告胜利的曙光般闪闪发光的钻石’来，而这是超越波兰国民要求的，甚至是远超波兰国家要求的结果。”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也称“瓦伊达属于波兰，但他的电影属于世界文化财富”。

　　少年时代 二战阴影中遇见电影

　　1926年3月9日，瓦伊达出生于波兰的苏瓦乌基的一个典型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爷爷是克拉科夫远郊的农民，父亲是波兰军队的骑兵军官，母亲则是在一所乌克兰学校教书的教师。他曾在自传性电影《债与信》中说道，“父母是为他人工作的人，那时波兰知识阶层的身上都有这个品质，你不可能不这么做。为他人而活，在当时的波兰知识界是绝对的信条。”在瓦伊达13岁的时候，二战的爆发结束了他田园诗一般的乡村生活。他的父亲于战争中失踪，为了维持生计母亲也开始做工。因为波兰政府封锁战争消息，直到他63岁的时候，才能在家族墓地里正式记下父亲的牺牲地。瓦伊达也曾想过继承父亲的愿望考入军校，但无奈考试失败，只能进入当时德军占领下的一所绘画学校学习。随着波兰沦陷，他也必须做工人才能被允许自由活动。

　　战争年代，波兰画家们以只画风景表达沉默的反抗，画着裸体与鲜花、沉浸在法国精神中的学生瓦伊达，穿着父亲留下的海军制服，不得不在街头围捕、波兰起义中决然行走。这些关于二战的年少记忆，构成了他日后创作反战电影的重要来源。1949年，瓦伊达偶然看见了罗兹电影学院的招生启事，几乎误打误撞地考了进去。在这所五十年代的电影学校里，瓦伊达被教授们带领着走进真正的电影艺术里，他接触到大量的法国先锋派电影作品，发现了电影另一面的世界。

　　生涯早期 “战争三部曲”震惊影坛

　　在1955年，29岁的瓦伊达开始导演故事片，他拍出了以二战为背景的不朽名作《一代人》，由此开启了他在世界影坛的传奇之旅。《一代人》描写了有冒险冲动、个人理想也有恐惧感的青年战士，影片并未刻意渲染纳粹的暴虐，重点在诉说那些推动历史车轮的普通生命。《一代人》的诞生打破了波兰电影创作上的禁忌，为此瓦伊达备受当时文艺理论家的指责，他们认为这部富有新现实主义的作品被中产阶级的虚无主义所玷污，也有持正面观点的评论家认为影片是对反战电影拍摄的新突破。

　　两年后，瓦伊达又拍摄了电影《下水道》，讲述华沙起义后抵抗者在下水道逃生的故事。影片表现了下水道的阴暗、污秽和恐怖。而1958年的《灰烬与钻石》斩获1959年威尼斯电影节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影片的史诗气质更像是一幕四连拍的舞台剧，被不少影评人称为“战争史诗的精神高度”。

　　《一代人》、《下水道》和《灰烬与钻石》构成了他导演生涯早期的“战争三部曲”。实际上，“二战”时期，瓦伊达才13岁到19岁，因为缺少身份证明，沦陷期间他不得不每天待在屋里，在叔伯的锁店里帮工，关于外界的消息更多来自于周围人的转述。在后来的访谈中，他曾表示因为自己几乎没参加过抵抗运动，战争经历不多，他可以大胆地憧憬二战中那些被绞杀的英雄主义，然后在电影中一一得到弥补。

　　大师的话

　　“在德军占领期间，我与地下组织有联系，但没有被关进强制收容所，当时，我刚好去了克拉科夫，没有参加华沙起义。可以说，我错过了那个时代发生的各种事情，我用作品填补了经历中欠缺的部分。”（选自大岛渚著《我被封杀的抒情》）

　　“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只是想拓展一点点自由的边界。电影能直击人们的良知。我觉得自己没有浪费这一生，因为我对政治事务做出了一些贡献。”（2006年2月15日第56届柏林电影节访谈）

　　“1939年9月1日，我的童年断崖一般结束了，我开始苦苦等待父亲回来，而每一个圣诞节都在提醒我，又是一年过去了，而他依旧缺席。到1950年的时候，全家人终于明白了，他大约是永远不会回来了。”（摘自《虹膜》）

　　“我将用波兰语表达获奖感言及我的感受，因为我总是想用这门语言的思维去思考或是表达，我接受这项殊荣并不是对我个人的赞赏，而是对波兰电影的褒奖。我的很多电影主题都是包括战争、纳粹的暴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在这里感谢朋友和同伴，让波兰重回文明世界。我认为，大家最终的热情是来自于心底里的爱和感激以及纯粹。”（2000年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致辞）

　　高峰成就 从获金棕榈到去国怀乡

　　1963年1月曾发行的《世界》杂志上，瓦伊达曾在访谈中说过，“如果我是自己作品的制片人，经济能独立化，我就能拍出第二部《一代人》和《下水道》吧。”话里充满了他对电影志向的苦闷，但他并未退缩，1977年与1981年，瓦伊达最出名的作品《大理石人》及其续集《铁人》诞生，这两部作品被称为“波兰道德焦虑”的代表影片。其中，《大理石人》描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劳动英雄比尔库特遭受迫害的故事，在戛纳电影节上斩获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而《铁人》讲述一名记者被指派深入现场采访罢工、搜集罢工领导者不利材料，却在最后关头辞职。《铁人》最后获得第34届戛纳金棕榈大奖，并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而这两部作品都是受到了多方阻挠才得以公映。

　　20世纪80年代，瓦伊达的电影创作组被政府勒令解散，他在国内也失去了拍片的资格。在《铁人》之后他不得不离开波兰，开始了在国外拍片的生涯。期间他的电影创作也不曾停止，《丹东》、《德意志之恋》、《恋爱事件编年史》等著名影片就是在这时期完成的。他的影片结合了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优秀传统，以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精湛的电影技巧，深刻反映了20世纪波兰的苦难和挣扎。

　　回归救赎 永不停止的怀念与创作

　　1989年，在外流亡九年的瓦伊达回到了祖国，他发现波兰的“政治电影”基本开始消失，整个民族的电影业面临着几乎崩溃的处境。波兰电影处于极度消沉的一个时期，年轻人对严肃的民族历史电影反应冷淡。除了少量优秀的纪录片外，整体作品难见起色，好莱坞大片充斥银幕，沉闷的艺术片毫无票房。面临着这样的氛围，瓦伊达依旧坚持创作，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共拍摄了6部电影，其中，《塔杜施先生》无论是票房还是艺术价值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波兰，观看它的观众数甚至超出观看《泰坦尼克号》的七倍。

　　2007年，瓦伊达经过长达17年的酝酿，推出了呕心沥血之作《卡廷惨案》。影片描写了前苏联1940年在卡廷森林中对波兰战俘军官实施的大屠杀，瓦伊达的父亲就在那场灾难中死去的。《卡廷惨案》在波兰甚至全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应。他表示，《卡廷惨案》的创作动机是希望尽可能地重建年轻人对历史的认知，当被问到为何坚持拍摄此片，他说，“我害怕集体的遗忘。电影是一个时代的验尸报告，它能唤醒人们沉睡的心灵。”

　　2009年，83岁的瓦伊达依然宝刀不老，他拍摄的传记电影《甜蜜的冲动》为他赢得了第59届柏林电影节的阿尔弗莱德奖。而2016年的遗作《残留余像》（Afterimage），日前刚被提交为波兰参选奥斯卡外语片的代表，这也是瓦伊达第九部代表波兰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的电影。

　　编译：周慧晓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