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来自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关注契约经济问题;保罗·罗默“陪跑”多年再次无缘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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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记者陈彦旭 赵毅波)瑞典皇家科学院北京时间10日公布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时隔3年后,该奖项再次打破由一人“独享”的格局。
获奖的两位经济学家分别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本格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获奖理由为对契约理论的贡献。
获奖源于“契约设计”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两名获奖者创建的新契约理论工具对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契约与制度,以及契约设计中的潜在缺陷十分具有价值。
声明说,社会的许多契约包括诸如股东与高级管理层、保险公司与车主、公共机构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鉴于这些关系常常会带来利益冲突,契约必须被合理设计,以确保各方能够采取互利的决定。今年的获奖成果发展了契约理论,两名经济学家创建了一个全面的框架来分析契约设计中的许多不同问题,如高层管理人员的绩效薪酬、保险自付额与共同支付和公共部门私有化等。
1983年,奥利弗·哈特提出了一个从不完全契约的角度分析企业产权的新框架,即不完全契约理论。如今,不完全契约理论已经成为研究企业产权、企业融资、国际贸易、政府边界乃至社会契约的最主要框架之一。
哈特的多年研究在2016年获得了享誉世界的认可。就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哈特被美国金融学会选举为院士。按照惯例,每年新当选的院士名额只有一位。
两人将平分619万奖金
世界金融领域权威的《金融学杂志》还原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最初诞生过程:1983年夏天,哈特和同事格罗斯曼在芝加哥的办公室开始思考企业为什么而存在,其中花了很多天激烈地讨论以下两件事情究竟有什么区别:一个雇主告诉雇员做什么,以及一方从价格-数量组合中挑选一种结果(即市场化采购)。此时他们提出,一个契约关系重要的特点在于哪方拥有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也就是原始契约中没有明文规定的制定行动和做出决策的权利。从现实经验来看,当契约不完全时,这种剩余控制权很可能是重要的。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霍姆斯特罗姆更多以企业员工激励而熟知。在20世纪80年代一篇论文中,霍姆斯特罗姆主张固定比例提成是最合理的销售团队薪酬方案;如果薪酬规则过于复杂、与业绩目标挂钩的各种激励手段太多,销售员会想办法利用规则漏洞。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唯一一个不是根据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遗愿设立的奖项。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其遗嘱中最初设立的五个奖项是医学、物理、化学、文学和和平奖,并于1901年开始颁发。首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在1969年颁发的。
据悉,今年的奖金仍为800万瑞典克朗(约619万元人民币),将由两人平分。
■ 花絮
陪跑到底 保罗·罗默与奖项再次无缘
现年60岁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罗默,因提出“内生增长理论”闻名,从2005年起,就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此后在2007、2009、2011和2012年,他都在诺奖公布之前被认为是当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候选人。甚至有赌博公司为其开出了1/4的获奖赔率。
保罗·罗默先后在罗切斯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2016年7月,保罗·罗默担任了世界银行行长兼高级副行长。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网站6日贴出一则声明,宣布将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就获得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事,举行记者招待会。这篇声明也让网友一度以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出现泄密的“悲剧”。
斯特恩商学院随后的声明中表示,这篇声明只是测试网页的内容,本不应该连接到官网,更不应该被公众看到,不反映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的决定,也不代表我们拥有任何特别的看法或预先资讯。
罗默也在自己的网站说:“在过去20多年来,10月一直都是纽约大学公关部人员更加卖力工作的时候,他们在为了我可能赢得诺贝尔奖所预作的准备上表现得太过兴奋。”
新京报记者 陈彦旭
【名词解释】
契约理论是近30年来迅速发展的经济学分支之一, 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契约理论一直处于不停的整合过程之中。
诺贝尔官网显示,“契约理论”是用来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的:诸如学校、医院和监狱这样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应该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教师、医生和狱卒应该有固定工资,还是绩效工资;企业管理人员的收入应当多少来自奖金,多少来自认股权。
1983年,哈特和同事格罗斯曼提出了新的观点,一个契约关系重要的特点在于哪方拥有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也就是原始契约中没有明文规定的制定行动和做出决策的权利。这形成了日后的不完全契约理论。
霍姆斯特罗姆的知名研究领域为契约和激励理论研究设计了企业高管的薪酬结构,以便使他们更好地为股东服务。
■ 对话
“哈特是追求完美和极致的人”
昨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聂辉华于2006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9-2010学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师从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哈特,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
聂辉华表示,哈特是追求完美和极致的人,他提出企业的控制权和股权应当匹配的观点,在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中值得借鉴。
新京报:你师从奥利弗·哈特多久呢?
聂辉华:一年。从2009年的9月1日到2010年的8月底。
新京报:你觉得他此次获奖的学术成就的实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聂辉华:哈特先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不完全契约这一领域。简单来说,两个人制定一个契约(或一个合同),但是之前因为有限的理性,无法预见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当没有预见的情况出现了的时候,谁说的算呢?
举例来说,网约车就是这样一个现象。一开始谁都没预测到会出现网约车,法律也没有先见之明提前把网约车制定进去,现在网约车出现了,相对于以前的法律,就是一个不完全契约。所以,现阶段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按照什么规则来办呢?不完全契约的应用范围是很广的。
新京报:他对中国的经济有哪些看法?
聂辉华:他比较关心的一般都是纯理论的问题,他对中国经济本身没有太多(研究),但是他知道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我之前也和他讨论过,中国的硬件设施,在北上广等地方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但我们的人力资本离世界一流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他也认同这个观点,比较关心他的理论在中国如何应用,能不能起到作用。
新京报:你认为他的理论能够和中国的哪些领域得到结合?
聂辉华:我觉得是产权理论,因为这个和国有企业改革有关。按照他的理论,如果有一个人,实际上控制这个企业,那么你就应该把名义上的剩余索取权还有股权给他,这是他的基本观点。
现在国企改革的主要问题是,国企领导层实际上控制着这个企业,但是他并不是股东,他没有办法获得名义上的合法的地位和分红,那么就有可能会偷懒或者窃取国有资产。哈特认为,国有企业要搞好的话,产权改革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按照他的理论,国有企业改革是要让控制权和股权相匹配的。
新京报:你觉得他的学术研究风格是什么样的?
聂辉华:他每次都要求比较严格,甚至连标点符号怎么用,数学符号怎么使用都有严格的要求。他是那种追求完美和极致的人。
但他也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待人接物很温和。
新京报记者 朱星
实习生 洪紫桐
【生平】
奥利弗·哈特
1948年生于英国伦敦
1974年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后,哈特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任教
1983年,哈特与同事格罗斯曼提出不完全契约理论的雏形
本格特·霍姆斯特罗姆
1949年出生于芬兰赫尔辛基
1972年获赫尔辛基大学数学学士学位
1975年获斯坦福大学运筹学硕士学位
1978年获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博士学位
1979年,霍姆斯特罗姆在《贝尔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经典论文“道德风险与可观察性”,奠定了他在信息经济学领域的权威地位
1979-1983年任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副教授
1983-1994年任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和管理学院教授、讲席教授
1994年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
2001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
2011年任计量经济学会会长
■ 解读
诺贝尔经济学奖:“契约”不只是合同
西方契约理论是超出经济领域的,如卢梭将契约理论引入了社会政治领域;这说明契约在西方已不仅仅是一种商业的合同,而是无处不在的精神。
诺贝尔奖“开奖周”接近尾声,10月10日,继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平奖等几大奖项揭晓后,201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正式揭晓——奥利弗·哈特、本格特·霍姆斯特罗姆荣获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是表彰两位经济学家对契约理论的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像诺奖的其他奖项一样,不公布候选人,这使得每年奖项的揭晓充满悬念,然而却始终没有脱离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关注。就今年经济学奖的两位获奖者而言,国内媒体对于奥利弗·哈特较为熟悉,而本格特·霍姆斯特罗姆却似乎籍籍无名,其名字仅仅见诸与产权相关的一些论文的作者署名,不过,他们为之做出贡献的契约理论,在当下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应用价值,特别是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从现实应用性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选择契约理论并不突兀。如果说文学是江湖的学问,那么经济学则是庙堂的学问。从近十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的情况来看,获奖者们的贡献涵盖了通货膨胀、失业问题、贸易理论等领域,这些研究均非常切近现实经济问题的需要。契约理论也是如此——契约作为一种古老的事物,在现代商业活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且越来越趋向严谨,是现代社会正常运作的一根支柱。
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在自身研究的领域有开创之功,今年的两位获奖者在契约、产权理论方面居功至伟,其中,哈特是“不完全合约”概念的提出者。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对契约严谨性的研究及其实践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霍姆斯特罗姆的主要贡献在于契约理论等在现代公司治理中的应用。需要指出的是,契约理论对中国等信用文化和制度不够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从微观层面讲,商业活动、企业治理领域对此的需求尤其紧迫——中资开展大量的跨国并购交易,A股市场股权之争迭起,自去年以来,这两类现象在我国同时存在,这两个领域均涉及契约理论的应用。未来,资本市场是信用市场,中国资本市场蓬勃发展但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突出反映了契约精神的缺失。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信用文化普遍不成熟,而西方社会在这一领域的实践领先于后发国家,由于经典的商业案例比比皆是,故而理论的成熟度也更高。而且,西方契约理论是超出经济领域的,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将契约理论引入了社会政治领域。这说明,在西方社会,契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商业的合同,而是无处不在的精神。因此,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不仅是学习理论本身,还应是学习理论的传承和背后的文化精神。
经济学是阳春白雪,通过颁发奖项,可以提高重要经济学理论的普及度,促进现实问题的解决,除学术专业度外,这可能是诺贝尔奖选择获奖者的重要考量。而就契约理论而言,其对于后发国家发展现代商业文明和社会体制的现实意义则更为深远。
□杨国英(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 反思
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何“美国化”
美国经济学在创新研究与现实落地之间的转换速度很快,其创新和自由度,以及多次转型周期,都让经济学家可以面对各种变化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
经历了多番“竞猜”后,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谜底终于揭开。英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哈特与芬兰经济学家本格特·霍姆斯特罗姆共享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对契约理论做出的贡献。
有媒体盘点了近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主要成就。有意思的是,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几乎垄断了这一奖项。而今年获奖的两位经济学家虽然分别来自英国和芬兰,但他们却在美国两所著名学府——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任职。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化”正成为事实。
历数近10年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他们在经济学界取得的成就可以归纳为三个关键词:挑战、总结与创新。比如2006年,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费尔普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对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提出了挑战。费尔普斯指出,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也与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2007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则因为对“机制设计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获奖。2015年,拥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知名微观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提供了定量测量家庭福利水平的工具,从而为制定反贫困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美国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科学研究,以及理论创新方面是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学界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又有着诸多紧密联系。比如凯恩斯理论对于美国历届政府的政策制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美国经济繁荣,但也造成了高赤字,高国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逐渐失灵。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政府又采用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某些理论,走出了经济滞胀的困境。
由此看出,美国经济学在创新研究与现实落地之间的转换速度很快,美国经济的创新和自由度,以及多次转型周期,都让经济学家可以面对各种变化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而且,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经济学理论一旦出现,能在较短时间内被运用到各种经济现象的应对举措中,让无形的理论转化为有形的思想产品,政产学研构成了有机整体,互为补充并有效互动。
这也就为经济学研究以及经济学家的涌现创造了丰沃土壤。美国的经济学家并不是关在研究室里闭门造车,而是时刻感知与观察着外部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与创新,作为自身理论研究的事实基础。美国高校以及社会所崇尚的经济和学术高自由度,又让经济学研究人士敢于根据自身的研究和专业积累,对经济现象做出创新性的探索,乃至挑战权威;而美国经济的开放、变化与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也让经济学家可以将宏观理论在微观经济现象中不断加以验证,最终结成重大的学术和理论成果。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所处的领先位置,不少国家的经济政策往往模仿甚至复制美国模式,导致了美国经济问题的全球化,这也让大量美国经济学家针对此类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了天然的可普遍适用的性质。其理论受关注度、影响力也就不止于美国而扩及到世界范围,这恐怕也是美国经济学家在诺贝尔这一世界性经济学奖中的“加分项”。
□远山(财经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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