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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蔡金昌 1956年生,北京一商红都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设计研发中心主任,多年来为国内外重要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制装。2011年,蔡金昌获北京市商业服务业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称号。2013年,带领红都设计研发中心设计制作的“盛世国服”获得中华老字号时尚创意大赛金奖。
为毛泽东、周恩来等缝制过衣服的北京一商红都服装服饰有限公司,是制衣人蔡金昌工作了快一辈子的地方。从一针一线练手针的学徒,到成为公司设计研发中心主任,蔡金昌在服装定制这一行一干就是37年。踏实、技术、精细,是他在采访中提到的高频词,也是支撑他这30多年如一日在服装定制这一门手工艺上精益求精的信条。
“我给你拱一针吧,你可能没见过。”蔡金昌自顾起身绕回窗边的工作台,捡起布料和针线,很快将注意力收归到做活上。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一下午,“不太会说话”的蔡金昌经常感觉找不到词语和句子来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便动手展示起来。
“我常跟学员们说,不要把它当成一件西服,每一步都要想着在做一件工艺品,要求就不一样了。0.1、0.2厘米,差一点点都不行,怀着这种心态去做它,就能做好、做细。”蔡金昌说。
为领导人缝衣衫的人
蔡金昌在1979年进入红都工作,现在是红都设计研发中心主任,管理着核心技术部门。他工作了近40年的地方——红都,从成立到现在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需要有崭新的形象,北京一时寻找不到合适的西装裁缝。当时上海,活跃着一群技艺精湛的西装、中山装裁缝。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安排下,208名来自上海波纬、雷蒙、造寸等21家服装店的裁缝被选拔到北京,其中最著名的7家合并成立了友联时装厂,后更名为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
红都1956年从上海迁到北京,主要面临三大任务:为中央领导、出国人员、驻京使团服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穿过来自红都的“红色裁缝”制作的衣服。
蔡金昌当年是通过社会招工进厂的。他说,当时也没有特别想做这一行,“后来住家院里有跟父亲一辈的长辈在这个厂,听他说起工厂的情况,觉得服装还行。”但去了后他却很刻苦,一个男孩子晚上回家自己练手针。公司后来发现他是个好苗子,就从流水线上“拔”出来,跟几个大师傅先练手针,再学机器。
像对待生命一样去对待手里的衣服
说起进厂后这么多年难忘的事,蔡金昌谈到了两个“紧急时刻”。
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中央乐团演出突然要做燕尾服,蔡金昌他们从什么都不会快速上手,结果却得到了肯定,当时别的乐团看到后都想做。于是那几年,红都做了很多很多燕尾服。
另一桩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红都当时负责相关官员和裁判员的服装,组委会提前估计大概有多少人,尺寸范围,有不合适的派人马上重新量,工厂待命裁剪,8小时必须完成。“没有解决不了的,你要去想,别老在那儿怨。想简单了其实挺简单,想复杂了就麻烦了。”蔡金昌说。
作为一个老匠人,比起说历史,蔡金昌更喜欢聊的是工艺的细节,“袖子必须得这样,看这一部分,圆顺、很柔,没有勉强的东西,非常自然。”“魔鬼藏在细节里。”蔡金昌小心轻抚过袖口、衣领,把衣料托在手掌上面凝视,就像对待一个有生命的物体。
他说,目前设计中心有30多个学员,学员都很踏实,很规矩,大家用心做事,不会吵吵嚷嚷的。“再过两年队伍就能成型,一代带一代。”蔡金昌望向他的学员们,一个个年轻的面孔,安安静静坐在缝纫机的噪音里面做活。
【匠心阐释】
在近40年职业生涯中,蔡金昌将全部精力放在服装版型、工艺的研发制作上。他认为服装制作的本职工作并不枯燥。喜欢琢磨工艺的细节,追求精进、创新工艺。他把理念传递给年轻一代,带出一支30多人的设计研发队伍。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
【对话】
设计师名气响,可我只想做工艺师
那不就是件衣服吗?
新京报:做衣服的成就感来自哪里?
蔡金昌:你要去研究效果怎么通过工艺,通过版型体现出来。不做服装的话,对细的东西感觉不明显,觉得都是西服,你有领子它也有领子,你有俩扣它有俩扣,视觉效果差不多。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做得好,另一个不怎么样。
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效果,结果做出来了,就很高兴。如果别人做出一个效果,我们没做到,就要去琢磨,怎么能做到那个程度。总能发现新的东西。
别人总说,不就是件衣服吗?可是做好了,穿出来感觉真好。
新京报:别人“就是件衣服”,对你来说是什么?
蔡金昌:我也常跟他们(学员)说,不要当成一件西服,每一步都想着在做一件工艺品。要求就不一样了,0.1、0.2厘米的概念,差一点点都不行,怀着这种心态去做它,就能做好、做细。
你看,缝这个针距如果要求2厘米半,缝个3厘米能怎么着?确实不能怎么着,照样能行,但视觉效果不好,不精致,让人感觉东西不值。
新京报:除了“匠人”,你怎么定义自己这类人?
蔡金昌:就是个做事的工人。我老说我自己是技术型的,比如锁扣眼,怎么好看,怎么圆顺,让造型出来,都属于技术。我静得下来,做,就把它做好一点。我喜欢技术,不喜欢管理。现在技术+管理,还是离不开技术。
我就不适合做设计师,成为好的设计师需要有灵感,比如女装、运动装,每年都要有新东西,没有感觉就很累。偶尔搞一两个可以,如果一个月需要设计几个款,那能憋死我。我愿意静静地做事,跟人的性格有关系。
年轻人不愿意进车间
新京报: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当手工艺匠人?
蔡金昌:首先要能静得下来的、坐得住,对一个东西不断地去琢磨它,干两下就烦了,那就不行。你看我们都不是太会说,哈哈。
新京报:听你的师傅讲过什么印象深刻的话?
蔡金昌:师傅说,我看徒弟就是看人,看人品,不用一上来技术多强。像我现在对学员也是,做得慢,从头学,这都没关系。不是根据你掌握的程度决定留不留,我们也不考你。主要在过程中观察人,工作踏实不踏实。
看中的是素质,是人,不看技术如何。来了我们再培养,材料好,怎么雕都是好,材料不好就是不行。
新京报:现在想做这行的人还多吗?
蔡金昌:可以这么讲,喜欢学手工艺的人在减少,年轻人不太感兴趣。主要是看到收入的差距,现在做服装肯定不算高收入,这也是学生不愿意来的主要原因。一般也就3000元、4000元,如果能达到6000元、8000元,来的人会更多一些。
另外就是,现在年轻人毕业更愿意进办公室,不愿意进车间。服装专业毕业的去做设计的多,设计师普遍也收入高,更体面、更好听一些。
而且做设计相对来讲内容丰富,设计公司会有时间看市场、采风,制作就相对枯燥一点。
机器代替不了手工
新京报:国家大力提倡匠人精神,会改变这个现状吗?
蔡金昌:有一个好的政策,以后喜欢的人会更多。我觉得只要有人关注,提倡,慢慢会变好。不只服装,各行各业都总归有一些东西不可能全部被机械来替代。
新京报:效率至上的时代,你这么慢慢来能被允许吗?
蔡金昌:慢工出细活。我这个部门主要是设计研发、提升品质,培养年轻技术人才的部门,需要的是稳扎稳打,脚踏实地。那种以牺牲品质为代价,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挣快钱的方式我们是不会做的。
新京报:怕不怕机器代替所有的事?
蔡金昌:服装业是传统+现代,传统工艺+现代设备。机器很好,比方说开口袋,很快,又直又好又标准,不到一分钟就完了,人做这个时间长,可能要二三十分钟,这是设备带来的好处。
但机器始终是模仿手工来的,做过手工的人还是明白,机器代替不了手工。靠流水线的服装厂,可能回答你行,因为手工效率低。但是作为高级定制不一样,做造型要靠手工,我的客人对流水线做出的服装不感兴趣。
新京报:造型上细微的差别,能通过价格体现出来吗?识货的人多吗?
蔡金昌:还是能的,穿衣服能穿出一种感觉,很多人虽然不懂怎么制作,也知道这个好。普通老百姓追求性价比,但懂的会知道好的不可能这么便宜,现在穿衣的人越来越懂了。有客人过来说,你这个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能感觉到做得细。
如果沉淀不下来难以出大师
新京报:很多年轻人都不太能沉下来做一件事很久,你怎么看?
蔡金昌:我尊重现实,对自己的学员有心理准备,基本干个五六年,我也不能让人家不走。
学员进来可以专做一块,局部达到要求的水平了,就换换其他的东西做。只要做到每一块都有人,再整体把控组合起来,不见得要求都精通了。
新京报:岂不是未来很难再出现大师?
蔡金昌:理论上,是这样的。大家换工作太频繁了,有些经验要积累,说白了,就需要时间。
比如做一个东西,从最初按师傅说的缝,但怎么就是做不出那种自然的效果,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地,才找到感觉。可能就是累计100小时就能达到,到不了100小时就是达不到。
新京报:你现在能完全放手吗?
蔡金昌:现在有些东西没办法整体放下去。版有人了,“撇”还不行,只能我画好,他们帮忙来剪。“撇样子”涉及经验,需要对整个东西了解更深。不能说肥一厘米,就一下剪掉一厘米,要考虑服装整体协调。比方说,客人送来说裤子肥了一厘米,从哪个位置去,是需要经验的。
【同题问答】
“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
1、坚守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和痛苦是什么?
答:痛苦谈不上,快乐就是所取得的成果,比如培养学生,非常满足和高兴。
2、你觉得在事业上,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
答:时间。如果有很多时间利用得好,可能更多地做一些事。
3、你的座右铭或者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
答: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
4、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答:好像没有。现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就想着带好徒弟,没想那么多。退休后可能。
5、你最恐惧的是什么?
答:没有什么值得怕的,真没有。
6、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目前的心境吗?
答:踏实。
7、最看重朋友什么特点?
答:诚实。
B06-B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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