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迷人的悖论

　　世界累了，世界醒了，世界需要灵魂。世界的灵魂，此刻是鲍勃·迪伦。

　　鲍勃·迪伦是谁？扑朔迷离。

　　现在，世人对他的最新认知是什么？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

　　从前，大家怎么说他？诗人、抗议歌手、美国的良心、60年代的代言人、民谣教父、摇滚宗师……

　　从前，他怎么说自己？“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现在，他怎么说自己？“先生女士们，让我们一起欢迎摇滚乐的桂冠诗人，60年代亚文化梦想的代言人。他在70年代化过一脸浓妆，而后在药物滥用的迷雾中销声匿迹。接着他重现人间，信了耶稣。80年代末期，他被当成过气角色一笔勾销，却又忽然改弦易辙，在90年代末开始推出他毕生最强的若干作品——先生女士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艺人，鲍勃·迪伦！”

　　一个从来“都只是我自己”的美国人鲍勃·迪伦，在音乐中吟唱诗歌。他的歌词契合了保罗·策兰赋予诗歌的使命：诗人应该穿越这个时代。

　　然而，穿越了整整半个世纪，鲍勃·迪伦的灵魂去往何处？

　　狂飙突进的“酒神”歌者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鲍勃·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祖父母是犹太裔的移民，十九世纪末从立陶宛和乌克兰移民到美国。

　　少年时期的迪伦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时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1959年，他来到明尼苏达大学继续学业。

　　也是在1959年，迪伦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从巴黎空运来的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

　　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出走了。

　　电影《醉乡民谣》的片尾，男主角走出纽约著名的民谣酒馆“Gaslight”，他的背后躲藏着一个被虚化的身影，拿着口琴，抱着一把木吉他，这个身影就是鲍勃·迪伦。他刚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他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

　　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部分灵感据说源于威尔士酒鬼诗人迪伦·托马斯，那个将生命浓度增加到最强的疯子。

　　诗意的荷尔德林说过，在贫困的年代，诗人是酒神的祭司，在黑夜中走遍大地。

　　上世纪60年代是“酒神”景观的年代，也是一个精神贫困的年代。那是美国疯狂时代的开端，冷战、越战，美国已经疲乏，怀疑日复一日增长，年轻人在酒馆里歌唱或者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某种变化正在发生。鲍勃·迪伦赶上了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致敬美国最伟大的民谣音乐人之一、可以用“政治民谣”做标签的伍迪·格思里。他对迪伦的影响延续到1963年的第二张专辑《自由驰骋的鲍勃·迪伦》中，《答案在风中飘》（Blowing in The Wind）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

　　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甚至用“撒谎扯淡，吵吵嚷嚷”来形容那个年代。

　　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

　　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

　　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

　　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T.S.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1966年，迪伦发生了摩托车事故，这成为他彻底走入自我内心的契机。他从热闹的格林威治搬到安静的伍德斯托克，静养、戒毒、生子，家里常摊开一本《圣经》，宗教开始影响他的音乐。

　　当1970年的新年钟声敲过，疲惫的美国年轻人终于意识到，火红的60年代只不过是一场梦。此时，复出的迪伦以乡村音乐新面孔示人，专辑《纳什维尔地平线》在混乱局势中用温情抚平了褶皱的人心。

　　70年代末，迪伦回归基督教，和“猫王”一样摇身变成半个福音歌手，歌词中充满《圣经》的语句。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再次发现他的诗歌天赋。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奥登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回顾迪伦这十多年的唱片：《很久以前》、《爱与贼》《近代》……其间挥之不去的是老年迪伦对逝去年代的怀旧。

　　后人按照自己的想象，把他塑造成了各种模样，惟独不说他是个怀旧的人，问题却是，鲍勃·迪伦比谁都喜欢怀旧。“我喜欢旧新闻，不喜欢新新闻，一个二十四小时都是新闻的世界就是地狱。”

　　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