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人们想象的另一边

　　提起鲍勃·迪伦，浮现在许多人眼前的可能是这样一种形象：顶着一头葱茏随意的卷发，叼着一支倾斜得恰到好处的雪茄，戴着墨镜，抱着吉他，像游魂一样既穿梭于人们的视线之中，又游离于大众的视野之外。

　　如今，迪伦已经75岁了，大半个世纪在他的身上倏忽而逝，唯一不变的是他那令人迷醉的嗓音。

　　最多变的灵魂

　　在迪伦传奇性的一生中，他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角色：街头的顽童、默默无闻的画家、民谣救世主、霓虹灯兰波、旧约先知、亚米西农民、乡村邻家男孩、白面的化妆剧演员、帽里藏花的什罗普郡少年、耶稣一般的鲍勃、哈西德派的鲍勃、缠着WWE腰带的晚期猫王……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人曾试图走近迪伦，但迪伦始终以一种背离人群的姿态面向世界这个巨大的镜头，拒绝被描述、定义。他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历史上最多变的灵魂”。

　　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他的想象。人们为他贴上游荡者、反英雄、反文化等各种各样的标签，视他为弹吉他的惠特曼、民谣界的凯鲁亚克、流行音乐界的爱因斯坦、民权运动的代言人、当之无愧的精神偶像。1963年至1966年之间，鲍勃·迪伦几乎就是一个行走的文化中心，人们为他着迷，为他疯狂。

　　1963年，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了几十万人的民权大游行，马丁·路德·金发表了震撼世界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迪伦和多位歌手在这恢弘的历史背景下合唱了此前刚刚发表的歌曲《答案在风中飘》，将民谣的触角伸展到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旗帜。

　　到了80年代，迪伦的精神形象渐渐弱化，有评论家甚至以“令人沮丧的无生气”来评论他的音乐作品，另一位划时代的摇滚诗人列侬高唱着“我不相信猫王，我不相信齐默尔曼，我不相信甲壳虫乐队”走向生命的终点。他所不相信的齐默尔曼就是迪伦。尽管如此，依然有很多人选择相信迪伦。在1989年的莫斯科，数万年轻人一起合唱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一起诵读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来阻挡坦克的前行。

　　在某种程度上，“迪伦是我们幻想的产物，我们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民歌手、讨厌女人的人、政治宣传册写手、诗人、浪漫主义者、摇滚贵族、蹩脚诗人。但是迪伦演艺生涯最大的反讽是他难以捉摸，他总是能保持领先一步于听众和评论家。他创造了一个非常持久的个人形象：一个戴着面具的大师，一个完全掌控自己公众命运的表演者。”乐评人基特·拉齐利斯如是说。

　　著名导演托德·海因斯曾为迪伦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我不在那儿》，并起用了六个不同的角色来展现迪伦的复杂形象，但是这些迥异的面孔并不让人觉得突兀——也许，只有在迪伦身上才会存在这种奇异的统一性。

　　被忽略的吟游诗人

　　在诸多镜像之中，人们似乎唯独忽视了他的诗人身份。迪伦是一个诗人吗？这恐怕是诺奖公布之后人们最想问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跳出对于文学的习惯认知，跳出诗歌的传统批评语境。

　　多年前，《华盛顿邮报》曾形容迪伦是“一位化装成荡秋千演员的诗人”。《时代》周刊称他为“诗歌大师，尖刻的社会批评者，反主流文化一代无畏的精神领袖。”2008年，普利策奖在颁给他的特殊嘉奖中几乎给出了和诺奖同样的理由，“他的歌词中异乎寻常的诗性力量，深刻影响了流行音乐和美国文化。”

　　迪伦曾经有过多次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早在1996年，诗人艾伦·金斯堡就为迪伦写了一封诺奖推荐信：“虽然他作为一个音乐家而闻名，但如果忽略了他在文学上非凡的成就，那么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

　　其实迪伦的文字功力超过很多诗人，在营造词语幻象，暗用典故方面尤其出色，将通俗的民谣转变成了一首首犀利的寓言诗。他是一个收集声音的天才歌手，反抗的、沉默的、男人的、女人的、孩子的、黑人的声音，全都汇集在迪伦忧郁的嗓音里，与整个时代共振。

　　艾伦·金斯堡形容迪伦的句子是一串串灿烂夺目的意象。当代诗歌批评大家克里斯托弗·瑞克斯疯狂崇拜着迪伦，认为其歌词里有大量关于宗教文化的典故，其诗歌谱系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以降的传统。美国诗人雷克斯罗斯也曾说：“在欧洲，自查理曼大帝时代就有游吟诗人首开口述文学之先河，而在美国却是由迪伦首创。是他首创将诗歌从常青藤学府大师们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使其普及于广大民众之中。”

　　如果迪伦真的曾给自己下过一个定义，那也许就是“诗人”。他多次在歌中表达自己的心迹：“我觉得自己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个音乐家。我活着像个诗人，死后也还是个诗人。实际上，无论是死是活，我都是一个一般人。”

　　“被神化”的时代符号

　　鲍勃·迪伦是一个被高度浓缩的符号，许多人将他视为传奇，甚至先知。在个体与时代的苦苦挣扎中，在无意义的生命对意义的本能追求中，迪伦成为一切自由想象的集合体。他孕育了许多年轻人的希望与梦想，呐喊出了众人对旧世界的否定与反抗。

　　1988年，迪伦入选摇滚名人堂。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致敬表演中说，“就像猫王解放了你的身体一样，迪伦解放了你的思想。”1997年，克林顿总统为迪伦颁授肯尼迪中心荣誉奖时说：“在所有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中，他极有可能是对我这代人影响最大的一位。他的歌声和歌词并不容易入耳，但在整个演艺生涯中鲍勃·迪伦从不曲意迎合。他搅动了池水，令有权势的人如鲠在喉。”2012年，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向他颁授总统自由勋章，称赞迪伦独特而低沉的声音不仅重新定义了音乐，更定义了音乐所承载的信息，以及它对人群产生的影响，称赞他是“美国音乐史上最伟岸的巨人。”

　　在音乐盛名之外，人们也逐步认识到迪伦作品的文学价值，一些学者和文学批评家公开称迪伦为现代美国继卡尔·桑德堡、罗伯特·弗罗斯特之后最伟大的诗人。自1972年起，就开始有人以文学研究的方法分析迪伦的歌词，后来他的作品还陆续进入一流大学语言文学院的教材，甚至在《诺顿文学导论》、《剑桥文学指南》这种重量级的书系中也不断出现迪伦的身影。

　　西方文化界还为鲍勃·迪伦专门设立了一门“迪伦学”（Dylanology），以学术眼光研究其歌词中隐含的文学、社会学、哲学内涵。今年3月，关于“迪伦学”又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两家机构高价收购了迪伦卷帙浩繁的私人档案。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肖恩·威伦茨看来，这些档案比大多数研究迪伦的专家所想象的还要深入和广阔，将开启人们研究迪伦的新方式。

　　迪伦成为了二十世纪的神话。但是在自传中，他却用戏谑的方式对自己“被神化”的命运表示了不解和愤慨：“辍学者与嗑药者纷涌而至……我家门口总聚集着希望我能带领他们去炸掉白宫的革命者，我被称作叛逆的佛陀、抗议的牧师、持不同政见的沙皇、拒绝服从的公爵、寄生虫的领袖、变节者的国王、无政府主义者的主教……我心里明白，这些头衔本应全部属于亡命之徒……俄狄浦斯去寻找真理，当他找到时，真理摧毁他——这是个非常残酷的笑话。”

　　迪伦始终是一个独行者，一个背向镜头的人，他总是站在人们想象的另一边，拒绝成为与人们目标一致的同路人。

　　迪伦曾在《答案在风中飘》里连续抛出12个沉甸甸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真正称作是一个人？”也许我们最终不能准确地定义迪伦，但可以确定的是，迪伦在用尽一生力量做好一个真实的“人”。

　　迪伦是我们幻想的产物，我们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迪伦演艺生涯最大的反讽是他难以捉摸，他总是能保持领先一步于听众和评论家。 ——乐评人基特·拉齐利斯

　　我活着像个诗人，死后也还是个诗人。实际上，无论是死是活，我都是一个一般人。 ——鲍勃·迪伦

　　撰文/特约记者 杨司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