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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身上克服一整个时代

2016年10月15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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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鲍勃·迪伦赴白宫表演时,与奥巴马握手。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请来了鲍勃·迪伦,但除了演唱《时代在变》,迪伦不仅对拍照环节丝毫不感兴趣,即使和奥巴马互动,也只是礼节性的握手和离开时的一个笑容。

  这是2010年2月10日为纪念美国人权运动在白宫举行的一场音乐会,远离那个变动、喧嚣而复杂的上世纪60年代有了半个世纪。但曾经同马丁·路德·金博士站在一起用摇滚为人权运动呐喊的“功臣”迪伦,到了纪念会上,怎么表现得这样冷漠?

  倘若简单回答迪伦在拒绝权力,却还有更令人费解的困惑。尽管1966年夏天的车祸直接导致迪伦告别了那场运动,但身体恢复后,他所热爱和呐喊的运动正在走向胜利,他却果断离弃回归了基督教,和“猫王”一样摇身变成半个福音歌手。他和后来U2乐队的灵魂人物Bono一样,歌词中充满圣经语句,招来了人们的不解,运动的革命者更表示很失望。

  迪伦和他的摇滚做出这样的选择,到底是在表达什么?黑人平权运动和嬉皮士共同兴起的复杂时代,摇滚是青年们罕见的共同文化,他们在节奏和旋律中的不合作、呐喊和抗议,吸引了革命者。这是声音的愤怒力量,但“面向个体内心”的摇滚和“面向集体等级”的运动历来存在内在矛盾,而那些伟大的声音始终同运动和权力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只是飘荡在时代之巅,把人的个体自由和平等作为终结追求。

  声音的力量

  秩序被打破后的重建希望飘在空中

  身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梳得油光发亮,哈利(Bill Haley)在1955年以这样的打扮录制了摇滚历史上的第一首作品《整日摇滚》。

  但不到十年,年轻的摇滚歌手风格就突变。抵抗和打破一切既定文化标准而奔向反面,这种被世人理解为“放荡不羁”的面貌变成了摇滚歌手最显著的特点。

  这十年的美国,经历了一个战后风起云涌的时代。经济高速增长,人口出生率和高等教育率上升,中产也随即兴起,但此时却还面临比繁荣更令人瞩目的困境:政治、军事和资本精英的垄断权;黑人平等权利意识的兴起与实际上的不平等;尽管自由主义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高地,但来自前苏联和古巴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危险,仍然面临认同危机。尽管目的不同,但抵抗经济或黑人权利不平等的人们,和(不通过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左翼都站出来挑战现存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

  和同时期的巴黎学生运动一样,青年成了最活跃的群体。他们处在生命周期中思维活跃、精力充沛而改变欲望强烈的阶段,创造了嬉皮士文化,也参与人权运动和新左运动。而刚诞生不久的摇滚因其节奏和曲式特点,成为了他们共同的情感承载体。

  摇滚把节奏作为最基本的因素,由鼓和贝司加以强调,由节奏吉他和键盘做辅助,这些节奏乐器在低声部重复一些简单的旋律。在曲式上延续黑人民谣、乡村音乐和顶板巷歌曲的传统,通常在间歇部分由伴唱组或独奏乐器等做出反应,伴有重复性的副歌。

  摇滚在节奏和副歌上的这种重复,使其在情感表达上具有了天然的优势,而曲调又适合未受训练的嗓音,因此听众容易随声跟唱,共同抵达集体情感的沸腾。这一波愤怒声音浪潮来临时,中学就被民谣吸引住的迪伦选择了从明尼苏达大学辍学,到纽约踏上了摇滚的历程。这一年是1961年。二十岁出头的他,在词曲上天赋异禀,更由于对黑人平等权利的呐喊而迅速成长为时代的摇滚中心。他和黑人四重唱“自由歌手”(Freedom Singers)、彼得西格等人,以及许多许多的自由摇滚歌手一起奏起了抗议时代的声音。

  但打破了一切既定的秩序和传统的权威,却迎来了强劲的混乱。学生激进分子、游行示威者与警察和军队发生冲突,爆炸的街道,燃烧的怒火,反对派公社,吵吵嚷嚷,无拘无束的性爱。

  到哪寻找新的秩序?

  迪伦在《随风而逝》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不要接受任何既有权威赋予的答案,要自己去风中寻找;而最可怕的是不去寻找,而是沉默、冷漠与不关心,拒绝去观看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人要有多少双耳朵,他才能听见人们的哭泣?一个人要转过头多少次,他才能假装什么都没看见?”他的摇滚声音中,有着那时代重要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智慧。在时代出现变动而由现代走向后现代时,旧有信仰和体系的毁灭,如果将混乱的秩序寄托于回到过去的美好或权威精英们给出的答案,既是幻想也是徒劳。

  飘荡的愤怒

  摇滚舞台偶尔允许政治上台表演

  刚发表不久,这首回答新旧秩序问题的《隨风而逝》便和《我们一定会胜利》一起成为黑人民权运动的圣歌。1963年8月28日,在林肯纪念堂前举行了百万人民大游行,金博士发表他撼动世界的《我有一个梦》演说,多位黑人白人歌手轮流在他们一生最大的群众场面演唱,还一起大合唱了《隨风而逝》,而迪伦也演唱自己的歌。

  经过金博士的这场演说,迪伦对不自由和不平等喊出的愤怒声音,将他和摇滚精神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然而,迪伦却在自己的传记上时刻不忘抨击那个时代:“那些日子里发生的一切,所有那些文化上的胡言乱语,都令我的灵魂备受困扰,让我觉得恶心。”即使人们将他对人权运动做出的贡献拿出来叙述时,他也认为不过是一些虚幻和误解,拒绝被过度阐释。伟大的六十年代在迪伦眼里变得一文不值。

  迪伦说,他的愤怒不仅来自非理性的歌迷,更是各式政治运动要求并仅仅要求他充当其代言人,直接破坏了他的生活。

  社会运动或革命兴起的基础历来在于动员,而动员最强劲的基础是具备一个有着广泛民众认同的意识形态。这种宏大的意识形态,在19世纪是工人的平等权利和公平正义,但二战后的美国,尽管面临复杂的困境和变动,但通过工人福利制度和市场公司的变革,通过国家制度化吸纳工人运动,基本上销蚀了对抗资本主义的宏大意识形态基础。

  动员的工具或方式,不得不转向了文化。摇滚因其节奏和曲式特性,以及身上的抗议标签,天然地吸引了革命或抗议领袖们。那些获得了社会良知或胆识的歌手成为了他们渴望吸纳的对象,何况两者确实存在像反对主流文化和制度这样的共同目标。如何吸纳摇滚歌手,是那时期运动和革命分子的议程。

  摇滚歌手却不一定选择合作。和迪伦同时代的摇滚乐团The Who在台上演唱时,那时最出名的一个大左派霍夫曼上了台,呼吁大家为刚被抓起来的“白豹党”声援抗议。可是,乐团吉他手却用吉他把他撞到一边。政治固然想要利用这个摇滚舞台,可是这个摇滚舞台,偶尔允许政治上台表演,但却始终拒绝让政治给霸占。

  研究美国六七十年代运动的学者认为,尽管该时期的运动以追求平等自由为目标,拒绝成员内部组织的等级化,但仍不可能实现成员间的扁平化秩序。运动的行动能力要求领袖、指挥官和执行人的分工合作,离不开命令和服从,权力便由此产生。

  迪伦在回忆中评述他的洞察:很多左派激进组织内部也会设有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职位,充满了政治味道,和他们要反对的东西没有两样。迪伦从不拒绝为了自由和平等而喊出愤怒的声音,这是他到林肯纪念堂和金博士站在一起的理由,但他拒绝为任何非自愿的被动的政治权力代言,这是他后来愤怒的起点:“我不属于任何人。”那些伟大的声音始终同运动和权力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只是飘荡在时代之巅,把人的个体自由和平等作为终结追求。

  美国在七十年代走入了一个自由保守主义的年代,人权运动也获得了法律和制度上的胜利,为人的平等权利战斗的宏大意识形态退却,迪伦不接受那些摆脱不了权力本质的运动,回到对个人的内心关注,以福音摇滚的姿态重现。

  如果没有了宏大的意识形态或变迁做支撑,摇滚的呐喊能力和需求都会降低。猫王在七十年代因此被称为摇滚的软弱和退化。摇滚乐在八十年代抵达中国,崔健的《一无所有》喊出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希望和困难,但新世纪的摇滚却局限于人的漂泊或爱情的范畴,或提出摇滚也是“温情”的。不是就要制造一个宏大背景。宏大背景是经过努力克服掉的,还是漠视而显得不存在的,或才是问题。

  本版撰文/新京报记者 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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