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再造文明的追梦人(1)

　　1946年10月10日，新任北大校长胡适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他对新北大提出殷切的期望——“希望大家把学堂当作学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使先生学生在学术思想人格上作最大努力”。

　　在2016年秋意渐浓之际，9月19日-23日，一场名为“胡适与北大”的专题展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旨在纪念胡适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70周年。

　　“先校长归来，教我如何不想他”——在展览现场的留言簿上，有人这般表达观感，别有一番意味。这位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符号式人物，如今能如此归来，已属难得。

　　再造文明

　　铸成健全的个人

　　展柜中有一份文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签署于1917年9月4日，“敬聘胡适之先生为文科教授”。其时，胡适尚未满二十七岁，已因于《新青年》上首倡“文学革命”先声夺人，而在国内知识界中“暴得大名”，正是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归国之前，他曾在日记中写下一句源自史诗《伊利亚特》的格言“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叹其气象非同寻常，“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此举正如罗志田教授所言，“充分体现了经长期预备的胡适对自己将扮演之社会角色的自觉”。如今归来，更是身体力行，在其授课、撰述、演说中皆有鲜明体现。他强调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在于“评判的态度”，即是尼采所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提出需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此次展览，这十六字高悬于墙，相当醒目。

　　观察胡适毕生的思想行止，他孜孜于追求再造文明。数十载中，呼唤中国社会出现健全的个人，是其心念所系。展品中有一本第4卷第6号《新青年》，是著名的“易卜生”专号。这一期由胡适主编，他所撰写的《易卜生主义》，在同一题旨的文章中影响最大，有力地击中了当时中国的时弊，被誉为“个性解放最有力的一篇宣言”。其中，胡适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他还疾呼：不能跟着“陆沉”的世界堕落，应该“救出自己”，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因为“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过于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选》，胡适在“自序”中，认为这是能代表他的“人生观”与“宗教”的一篇文章。

　　不过，这只是一端；我们还得看另一端——胡适在第6卷2号《新青年》上发表的《不朽》一文。这也是一篇被他视作可以代表自己“人生观”与“宗教”的文章。在此文中，胡适从社会有机体的观点出发，提出“社会的不朽论”，强调“‘小我’虽然会死，但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

　　可见，“易卜生主义”和“社会不朽论”共同构成了他所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如果将个人视作“小我”、社会视作“大我”，那么循此理念，健全的个人需要妥善地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既要救“小我”于“大我”，又要融“小我”于“大我”。其间，能否养成独立品格至关重要，这是胡适再三强调并冀望于年轻人的。

　　展品中还有一份1946年10月11日北平《经世日报》第3版的复印件，载有校长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论及北大如何成为最高学府，他依然诫勉学生应有“独立的精神”——“‘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这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傍门户，不依赖别人，不用别人耳朵为耳朵，不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不用别人的眼睛为眼睛……学校当然给你们自由，然独立是靠你们自己去争取的。”

　　毕生之梦

　　建立现代的大学

　　1939年12月17日，北大四十一周年校庆之际，蒋梦麟等人致信其时远在美国的胡适——“今天是学校的生日，也是先生的生日，我们忘不了先生的生日，也如忘不了学校的生日一般。”展厅墙上这封信函的复印件，实在是一个有趣的注脚——胡适与北大的缘分，似乎命中已注定。他在北大“三进三出”，一结缘便是大半生。

　　第一阶段是1917年9月至1926年7月。应校长蔡元培及文科学长陈独秀之邀，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其时校内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是北京大学评议会，自1918年起胡适就当选为评议员，之后又出任预算委员会委员、聘任委员会委员、出版委员会委员长，还曾当选为北京大学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这十年，是北大的“革新时期”，胡适积极为学校发展出谋划策，展览现场有一封1919年6月22日他写给蔡元培的信函，其中谈及杜威来华演讲、邀请国外学者讲学、资助林语堂海外求学等事宜，其当时为北大延揽人才的努力可见一斑。

　　第二阶段是1930年11月至1937年7月。北伐前后，时局扰攘不安，北京知识分子纷纷南下避难，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道独特景观。1927年5月，自国外考察归来的胡适落脚上海。三年半后，因“人权论战”等缘由，胡适离沪北上，重回北大任教。自1932年2月起，他便执掌北大文学院，还兼任过中文系系主任、文科研究所主任，以及出版、学生事务、图书馆、财务诸委员会委员。期间，在争取经费和聘请名师两方面，胡适殚精竭虑，可谓是北大“中兴期”的主将。其时校长为蒋梦麟，后来回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第三阶段是1946年8月至1948年12月。“七七事变”之后，国难当头，胡适只得放弃“在山”立场，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征派，于1937年8月间奔赴海外寻求援助；更在1938年9月17日被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万不得已，我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在1938年7月30日致傅斯年的信中，他如是吐露自己的心声。没有料到，这一走是近十载。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经傅斯年、朱家骅的力荐，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此时，胡适尚在国外，故校务暂请傅斯年代理。1946年7月底，胡适归来，正式出任校长，在当年开学典礼上，他对新北大提出殷切的期望——“希望大家把学堂当作学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使先生学生在学术思想人格上作最大努力”。经过傅斯年的整顿和胡适的调整，学校开始步入正轨。此时，胡适有一个相当雄心勃勃的设想——在北京大学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其时，国民政府忙于内战，无心顾及；胡适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经过多方周折，筹得10万美元“复兴经费”，并全部投入物理系以建立现代物理学。

　　在动荡的时局下，胡适依旧尽心筹谋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1947年8月26日，胡适在南京出席“中研院”会议时面见蒋介石，提出“十年高等教育发展计划”；并以此为蓝本，撰成《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公诸于世。展品中有一份1947年9月28日《中央日报》复印件，载有此文，若细细读一遍，能感知其拳拳之心。可惜，时势由不得人，1948年12月14日，胡适黯然离去，行前匆匆，用便笺给汤用彤、郑天挺留言——“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寥寥数语，成为他与北大诀别之言。

　　1915年，尚在美国求学的胡适写过一篇题为《国立大学之重要》的短文，其中表示：“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追求在中国建立一流的现代大学，是胡适毕生之梦，与北大的情缘正是其追梦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