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保志愿者护鸟16年

　　几天前，在房山和野三坡交界处，环保组织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队员们，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野生斑羚。

　　“被架设在水洼边的红外监测器拍到的。”站长李理介绍，日常巡护中，发现山沟一处小水洼边有很多动物足迹，还有一些特别的小脚印和动物粪便，“当时猜测是野生斑羚，就在树上绑了个监测器”。

　　十个月后，野保员再次来到此地，发现相机被水淹过，还好记录影像的采集卡没有问题。用吹风机吹干后，他们在视频中发现一只野生斑羚的身影。“根据周边足迹及粪便，我们猜测应该有五六只斑羚在一起。”李理称，只拍到五六秒画面，有些可惜。

　　早在2000年，18岁的他便独自创办了这个保护站，并很快建起12人的团队。16年来，团队在房山、延庆等地建立四个野生动物保护站点，创立了黑鹳保护、候鸟迁徙、人兽冲突、生态假期等多个项目和活动。“监测、巡护和救助是主要工作。休整几天后，我们又要回山里统计今年黑鹳的最新数据了。”李理眼神里闪着光。

　　发现黑鹳

　　找到鸟巢，便能准确统计出黑鹳（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数量——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左右，北京地区黑鹳数量在3到5只，分布在拒马河流域。

　　2010年，做了十年黑鹳宣传保护工作的野保员们，多次在该流域为黑鹳建立围网和宣传警示牌，但并不了解黑鹳习性和保护工作。队员们一致决定，找到该流域的所有黑鹳，为科学研究留下一些素材。

　　找黑鹳的过程万分惊险，因为它的巢穴建在悬崖峭壁上。

　　徒手攀爬是唯一的办法。2010年，李理带着郭小民等3名队友首次确定了285米高的悬崖上有黑鹳窝后，便带着三十来斤的拍摄和攀爬设备上路了。

　　在喀斯特地貌的山路上行走，一路上能听见鞋子和山石碰撞的咔咔声。当他们来到第一个崖壁时，每个人的腿都在发抖，汗珠直冒。站在山顶上，山脚下的公路是一条不比鞋带粗的细条。“当时才意识到是在玩命，每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回忆当时，李理仍有些后怕。

　　通往黑鹳巢穴最近的道路，是条只容得下一双脚站立的小路。李理用尼龙绳绑住身体，慢慢地移到目的地，后面的队员也一个个捆住身体，移到巢穴附近。

　　巢穴在距离脚下十来米的悬崖凹处，峭壁的石头上又长着山枣刺，岩石多有松动，只能把绳索一头捆在石头上，一人下去，其他人拉着绳子。

　　郭小民蹲在岩石上方，掏出记录本，记录天气、温度等外界条件和黑鹳特征；李理则带着相机下降到巢穴边，拍摄和描述巢里仅有的一只幼年黑鹳，整个过程持续了三五分钟。

　　拍摄和记录黑鹳的过程惊险，找寻的历程则格外漫长。有时，在发现疑似黑鹳的白色粪便之后，要持续蹲守十个小时，才可能确定它是否在附近栖息。

　　李理骄傲的是，在房山区域，近几年通过监测，发现这个全球只有2000只的濒危物种数量，从开始的三五只攀升到六十多只，“今年冬天我们还要去做最新的数据统计，估计可以突破七十只。”他相信，被授予中国黑鹳之乡的房山，将会发现更多黑鹳。

　　守护候鸟

　　每年11月到12月，是天鹅和灰鹤（均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等候鸟迁徙到野鸭湖附近的时间。

　　李理习惯性地爬上三层楼高的监测塔顶，拿出望远镜观察湿地状况和鸟类踪迹。运气好的话，他能看见天鹅或灰鹤成群飞过天空。

　　鸟类胆小，怕人。为了能实时准确检测到候鸟，李理一行人带上拍摄设备、GPS定位仪器、红外监测设备、收音器等四处寻找，经常一找就是一整天。

　　“在野鸭湖附近发现成群天鹅的次数较多，我们会在附近驻扎帐篷，有时河面结了冰，在冰面上一呆就是几小时。”杨赫说道。他31岁，是首都机场的地勤人员，做了十年的候鸟迁徙项目。

　　11月北京的气温在零下五度左右，湖面附近，温度更低，冰层较薄。李理和杨赫裹在厚重的迷彩服里，双手握紧相机和三脚架，一前一后抓着尼龙绳，生怕一不小心掉进冰水覆盖的沼泽里。

　　二人轻轻地踩在冰面上，一步20厘米，一直走到距天鹅不到百米的芦苇旁，选好监测点。李理拍摄记录候鸟停留的画面，手里按着计数器；杨赫用望远镜查看，然后在记录单上填写种群、数量等信息。

　　下雪结冰，大风刮得脸生疼，野保员们什么样的天气都遇到过。杨赫记得，有次拍摄候鸟，4人扛着拍摄机器在满是积水的沼泽地里走了半个多小时，“湖水冰冷，像无数小针扎着，腿陷在淤泥里，冻到没有知觉。”

　　如果候鸟没有判断好迁徙时间，到达野鸭湖时容易遇到冷空气。为了防止有鸟冻死，野保员们会准备棉布，盖在鸟类身上。在食物紧缺时，他们还会提着二十来斤的成桶玉米粒，走到候鸟群附近投食。

　　随着官厅水库的开发，野鸭湖湿地公园游客量激增。冬天，摄影发烧友会结队拍照，鸟群见到陌生人就会飞走，甚至打乱迁徙计划。

　　野保员们在湖边围上铁丝网，再贴上海报进行科普。巡护候鸟的季节，他们便长期驻守在芦苇荡中，每天巡视七八个小时，看见有人上前，及时阻止。“看着好玩，其实都是琐碎和枯燥的工作。”杨赫说道。

　　如今，在野鸭湖湿地保护区，天鹅从200多只恢复到600多只，灰鹤由几百只，扩大到4000多只，雁鸭类也成倍数增加。

　　每当看见成群天鹅或雁类在辽阔的天空排成一字形，飞过芦苇荡的上空时，李理就有股说不上来的畅快。“尤其当它正面朝向你，越飞越低，越来越近，你能清晰地看到它的轮廓，你知道它一点不畏惧，那是一种信任和亲密，它知道你们是朋友。”

　　“上瘾”16年

　　胆子大的李理也有害怕的时候。

　　一天傍晚，房山当地村民在山间发现一只受伤的黑褐色秃鹫，有半人高。秃鹫天性凶猛，易袭击，李理也不知道如何接近，犹豫了半天，只能“硬来”。

　　他举起双手，半步半步地挪动，心里打着退堂鼓，嘴里念念有词：“那什么，你别怕，我是来救你的，你受伤了，需要帮助，我抱你下山，送你去救助站。”开始几次，秃鹫还会摆出用嘴啄人的姿态，之后便安静下来，不再动弹。李理一下来了勇气，立刻用白色浴巾抱住秃鹫，把它送往救助中心。

　　建立保护站的前五年，家境富裕的他带着玩的心态，带领队员发传单，去河边捡垃圾。“这样真的能有效保护到野生动物吗？”他意识到，做这些事情没有效果。

　　正值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来中国开展项目活动，在项目主任解焱和团队的免费培训下，野保员们渐渐掌握了野生动物保护的科学方法。之后，“黑豹”的四大站点和一个临时监测站陆续建立，分别承接不同的野保项目。“除监测国家稀有野生动物、森林巡护、候鸟监测、救助受伤动物，还有定期的生态假期活动，面对少儿开展动植物的宣传教育活动。”

　　李理不曾设想，16年一晃而过，在整个团队的努力下，北京周边郊区的野生动物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愿意参与的志愿者也络绎不绝。

　　15日，李理坐在家中，畅谈起在保护站的点滴。电脑前，他一张张回放拍摄的野生动物品种和队伍日常巡护的工作照。

　　“这是翠鸟，很小，它的羽毛色泽鲜亮，而且多种颜色，很漂亮”。每看到一个物种，他都会“职业病”地简单介绍几句。

　　楼上，是他的画室，墙上贴满了山水和鸟兽的国画——李理的国画卖得很好，这也是保护站长期运营的资金来源。正赶上数码时代，他一次性砸了几十万用于购买拍摄的机身和镜头。

　　打开画室右侧的防盗门，是个露天阳台。那里爬满了深红色的藤蔓植物和绿色盆栽，正前方的长方形池塘里，种着几株从野鸭湖移来的芦苇。

　　“我一两个月回来一次，很少有时间打理这小花园，但它们自由生长，很茂盛。这就是自然的魅力。”他回忆，自己1982年出生在北京右安门外中顶村西头。当时的北京，还没有开发到三环。他家的四合院，种植着石榴树、柿子树，屋外的田野则是“百草园”，他跟着老人种粮食和蔬果，没事就躺在草垛上看星星，或者爬到树上掏鸟窝，园中，蛙鸣、蚱蜢跳。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