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一个世界，为200盲人带来色彩

　　第8期

　　姓名：刘英雅 年龄：36岁

　　社区：丰台街道建国街社区

　　事迹：服务于丰台区近200名视障人士，通过策划举办各类项目活动，为盲人朋友提供帮助，增添生活的色彩。

　　榜样说：想利用自己的平台和身份，为更多盲人发声，增添他们热爱生活的信心，并获得快乐。

　　刘英雅个头不高，穿着灰色运动衣，头发直梳在后脑勺，扎成一个短辫子。她的眼睛始终眯成一条缝，仿佛因为大风吹着，睁不开眼。

　　有人远远地向她打招呼，没得到任何回应——出生时便患有先天性白内障的刘英雅，两眼的裸眼视力不过0.02。用她的话来说，站在她面前20厘米处，她也只能看到你衣服的颜色和大致轮廓。 

　　作为一名视障人士，36岁的刘英雅生活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她已志愿服务13年。自2003年被推选为丰台区盲协的社区代表，她便奔走在帮扶视障人士的路上。“当你听到这些盲人开心的笑声，握着你的手说谢谢时，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这就叫做幸福吧。”她诠释这份工作的意义。

　　节日前的盲人骑行

　　刘英雅安静地站在园博园入口的自行车停放点，抿着嘴，表情严肃，钉在一拥而入的喧闹人群旁边。

　　一位盲人在志愿者搀扶下走向她，亲密地叫着：“英雅，我来参加活动啦”。

　　她忽然咧嘴笑起来，朝着声音方向迎了过去。

　　10月14日，盲人节前一天。刘英雅和一加一残疾人文化服务中心的同事杨青峰商量着，在这天举办盲人骑行活动。“想借此机会，让盲人朋友尝试平时不可能做的事情，体会与众不同的感受。”她解释。

　　杨青峰知道，刘英雅的长辈13日刚去世，她因为操劳家里事情劳累过度，夜里还在医院挂水，“想着她好好休息下呢，没想到又来了。”

　　下午两点，六七十位盲人在园博园自行车停放点聚齐后，刘英雅拿起话筒，开始指导和分配人群如何骑车游玩：“志愿者们注意了，一定要在途中，向你服务的盲人朋友描述身边的景物情况，让他们能感受到身边的环境。”

　　十来分钟后，盲人分成二十组，由志愿者带着，一起骑着四座的游览车进园游玩。

　　时不时有盲人在自行车上唱起歌，聊着天哈哈大笑。声音传到刘英雅耳朵里，一直忙着调配车辆、协调发放免费餐券的她，转头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看这高兴的”，随即露出笑容。

　　身为丰台区盲协主席，刘英雅每年都要负责举办数场类似活动，包括参观博物馆、爬香山、到国家大剧院听剧等。此外还有一些帮扶项目，如为盲人科普如何使用手机、带他们去医院看病……

　　因为视力较低，刘英雅等视障患者策划和举办活动时，熬夜编写策划项目书、与各部门对接、组织参加人员的过程，总是比常人慢很多，“可能要花双倍的时间，甚至更多。好在都习惯了。”她从不认为这是个困难。

　　口述里的彩色世界

　　“下午，天空中没有太阳，天气有些阴沉的感觉，有些微风，道路两旁许多树，都还是绿的。”刘英雅描绘着园博园当天的情景，身边的盲人朋友没说话，静静地，听得专注。

　　正因为自己也看不清，她明白，这些描述对盲人来说，非常珍贵，“看不见的人渴望有色彩和物体的画面”。如何让他们从自己的口述中，准确得知身边发生的一切，这是她还在持续学习的。

　　刘英雅常说，自己是幸运儿，因为还能看得见。她深知视障群体的辛酸。

　　“最倒霉的是，走在路上，看不清红绿灯，经常因为闯了红灯被司机骂，‘看不见路啊’。”刘英雅对这类事很难释怀，她觉得委屈。但想到还有许多全盲的人，情况可能会更差，她就又努力投身服务了。

　　刚做丰台区盲协社区代表时，23岁的刘英雅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她随意走街串巷，了解周边视障患者的生活需求，和大家聊聊天，挺开心。

　　之后，听说深圳有个“口述影像”的志愿者培训，需要正常视力的人参会。刘英雅想着，如果学会了这个，就能在活动中，更专业地为盲人讲述身边发生的故事，便立刻报名参加。

　　为了跟上听课步伐，她私下找来一些二三十分钟的戏剧和微电影，贴到距眼睛不到五厘米处反复看。并尝试记录电影中的场景和画面，通过口述的形式一遍遍描绘，再听录音不断修正。

　　如今，刘英雅的日常办公少不了使用电脑和手机。注意到盲人朋友使用智能手机的障碍，她申请举办了“手机帮帮忙”的活动。

　　500人报名参加，“英雅希望一个班10个人，因为这样老师能顾得过来，大家可以学得更好。但因为经费原因，投资方要求一个班30人，英雅很强硬，最后争取到一个班20人左右。”杨青峰说道。

　　被丢下的按摩生计

　　作为视障者，做盲人按摩是普遍的收入方式，刘英雅也不例外。

　　20岁考入北京联大特教学校，她学了五年的针灸推拿，毕业后在开阳里小区开了第一家推拿店。

　　靠着在大学时每天兼职做盲人按摩挣的钱，刘英雅雇了三个人。一次按摩50元，每月交完房租和佣金，只够回本。

　　做得好的时候，她开过一家分店，很快因为忙不过来又关了。这两年，刘英雅一心扑在盲协的工作上，把店全权交给丈夫管理。

　　“每次活动，都要提前一个多星期策划，与承办项目的单位沟通，培训志愿者，联系想要参与的盲人朋友……一起做事的就四五个，有时为了赶一份项目书，会熬到夜里一两点，偶尔还会通宵。”刘英雅发现，精力完全不够用，一狠心，把工作丢在脑后。

　　9岁的儿子并不理解，“你都忙得没时间在家陪我。”她常听到孩子抱怨。

　　刘英雅也觉得有愧于儿子。但累了一天，通常回到家，她不愿多说话，“忙起来的时候，晚上孩子早就睡了，也说不上话。”她苦笑着叹了口气，摇摇头。

　　可是她停不下来。

　　仅丰台区，光她认识的，就有200名左右的视障人士。北京市有多少？如何能召集到他们？怎么能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和需求？刘英雅思考这些问题，她说，要做的还很多。

　　园博园活动结束那天下午，不少盲人离开前，都向志愿者要求，到刘英雅身边，和她告别。

　　一位盲人家属握着她的手，一直说谢谢，“我们玩得很开心。”临走前还嘱咐，下次有活动，再叫他们。

　　送走了这些人，刘英雅才有些着急地说，孩子四点下课了，说好去接他，又要迟到了。

　　【大家问】

　　问：自己视力都不是很方便，为什么还能想着为大家服务？

　　答：正因为如此，我才更能了解到其他视障人士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作为丰台区盲协主席，我有责任和义务为大家发声、服务，这也是我多年来最想做的事情。

　　问：互联网时代，盲人的生活是否可以更加便利？

　　答：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盲人朋友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变。通过培训，视障人士也可以使用装有语音软件的手机进行网上购物、叫外卖、打车、指纹输入等。

　　问：服务会影响自己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吗？

　　答：对孩子的教育一点儿没有影响，我的儿子会陪妈妈买菜，引领爸爸去医院看病，会主动给老人小孩让座，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是班里的大队委，很棒。

　　此外，我所有的假日都会陪孩子参加各种活动，去旅游，看电影，当然也会带孩子参加残障人士的各种活动。所以说，有时陪孩子少，不等于忽略了自己孩子的教育。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赵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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