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展是正义的目的所在

　　在吵闹的世界中，你或许也感到单一的物质却并非能满足对尊严的渴望和需求。正义理论的倡导者纳斯鲍姆承认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彻底否定是最重要或唯一的因素。是否保证个人获取平等的教育、医疗和尊严，才可能是人的发展，亦即正义的目的所在。

　　正义有时是模糊的。我们对国家、民族和中国等概念的理解也存在蒙蔽事实和逻辑的可能。唯有生成理性和平和的心态，才能让“正义”走向实践铺平道路。

　　社科类好书评选

　　主持：新京报记者 罗东

　　评委：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李维森（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关于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作者：毛里齐奥·维罗里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4月

　　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见证了我们时代的狂妄与喧嚣：不顾法律约束而以“爱国”的名义打砸日产车、冲向麦当劳阻挠或谩骂食客。我们历经这些年的公共讨论，形成了朴素的观点和反思，爱国主义既可以在动荡时期凝聚力量，但也可能催生偏激的、冲动乃至违法的行为，站在集体情感的制高点而罔顾法律和他人利益。

　　普林斯顿大学的荣休教授维罗里说，我们的思维方向可能就错了，爱国的集体情感不存在好坏，而不过是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搞混淆了。爱国主义的基础是现代共和思想，具体而言，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基于自由、平等、权利和义务等基础上的政治认同，同个人主义和国际主义是相容的。但民族主义却带有独特性、同一性和排他性，偏激的冲动由此而来。

　　维罗里以欧洲为例，发掘和梳理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演变和论述，为明晰两者的内涵差异做出了卓越的努力。他所提出的克服民族主义的爱国情感，在时下尤值得反思。

　　《寻求有尊严的生活》

　　作者：玛莎·纳斯鲍姆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6月

　　国家经济的增长，是否一定会带来成员有尊严的生活？否。这大概已是一个共识，但回答颇为模糊，而如果把问题打碎，人在现实中能做到什么，能成为什么，能拒绝什么，又可以得到哪些真实的机会？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

　　现在，一种新的思维范式出现了——“人类发展理论”或“能力理论”。纳斯鲍姆是其佼佼者和倡导者。纳斯鲍姆提出，我们的生活品质关涉到非单一的因素和维度，不仅是集体或平均的经济数据，而生活和奋斗本身也充满了复杂性。

　　但长期以来，唯一主导世界发展走向的却是经济增长与竞争，尽管GDP每年可能都在增长，但却始终有相当比例的民众无法自由地接受基础教育，没有平等地享有医疗保险。纳斯鲍姆不认为这样的方向是在进步，而实际上忽视了最根本的对尊严和体面的人性需求，因而通过深讨“能力理论”的哲学渊源和现实脉络，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向我们论证了它的普遍价值。

　　《中国“近代知识”的生成》

　　编著：高柳信夫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6年3月

　　地球是圆的，但对中国儿童而言，是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常识的？清末的知识分子如何确定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汉文字在数千年前就形成了，文字作为载体的史料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历史的记述，而考古学是如何被引进的，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些久远的“知识”，在今天显得很理所当然，而被忘却了它们的形成过程和逻辑。近代史上，更确切地说明末以来，中国在西方文明面前遭受的挫败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变革。经历清末、民国和共和国早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被给定的环境中既要适应环境又要改变环境，在多重力的作用下对中国近代做出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

　　高柳信夫等日本学者，以研读文本的基础性研究对近代中国做出了他们的观察。这本论文集叙述了朱光潜、辜鸿铭、胡适和张君劢等人的学术研究，涉考古学、美学和地理学等学科。阅读这本书，既可看到26岁的李泽厚批判朱光潜美学唯心论的历史场面，还可看到辜鸿铭用爱默生注释孔子，以1860年的《生活准则》（The Conduct of live）作为《中庸》英译书名的开头。这些在今天看来是趣闻的史事，同学科知识和知识分子一起，折射了一个复杂而变动的时代。

　　《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作者：桑兵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钱穆说近代史上的专家们“率置其专学以外于不论，否则必加轻鄙，惟重己学”，因而主张会通中西新旧的研究，尽管未能得到普遍认同，但他尖锐的批评声音确实说出了学科分野带来的局限。不单是中国，欧美面临同样的诘问。即使是放在当下，也不为过。

　　桑兵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历史研究倘若由现代分科观念进入，难免会牺牲真实、完整的问题以迁就研究体例，“大抵求深则难免偏蔽，求通则流于浮泛”，很可能与历史本相产生距离。他在研究激荡的晚清民国时，尝试跳出分科治学的窠臼，将历史学同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和法理学等学科思维融会贯通，以更大程度地切近历史的本相。这本书收集了他近年来的晚清民国研究专题论文，既有“华南”作为一个概念的具体生成过程，也有国民党在中山大学的派系斗争、清末城镇结构的变化和张之洞逝世的民众舆论反应等话题。更难得的是，他即使提及一个概念，也会梳理出从无到有的演化过程，把握历史事件发展的本来脉络。

　　《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作者：赵汀阳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6年6月

　　你是谁？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保罗·高更在后抽象画作中表达如此主题之时，大概不会想到它们会因门卫制度而变成被人们调侃的哲学问题了，但如果将问题指向一个文明或国家，困惑却可能真的产生：中国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关于中国，通过历史研究和课本教育的普及，已形成了一些家喻户晓的共识，比如中国文明是诞生以来从未中断的文明而具有强劲的连续性，中国文明一直由多民族多文化所构成，等等。但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作为一个文明的中国和作为一个历史的中国却不是同时发生的。赵汀阳在这本《惠此中国》提出“旋涡模式”的概念，将中国的生长解释为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这个旋涡的向心运动不断把中原周边各个地方各种文化卷入到一起而成为一体，而这个旋涡本身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大和强劲，由此形成一个巨大时空。作者引证了较为丰富的历史材料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基于旋涡形成的原因分析，对“中国”做出他独特而不乏想象力的解读。

　　《城中城——社会学家的街头发现》

　　作者：素德·文卡特斯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

　　那些触不可及的地方，因隐蔽而产生诱人的神秘性。黑帮和他们的组织，便是如此，于是满足窥探和好奇心的香港“古惑仔”电影在上世纪变成了经典，同时也塑造了我们的黑帮想象。

　　还真有一位叫文卡特斯的社会学家跟着街头黑帮生活了长达十年，探寻可以突破人们想象而逼近真实的黑帮状况。他以自己的胆识和专业训练，打入黑帮内部，曾冒着生命危险，周旋在由黑帮老大、打手、毒贩、军火贩子、牧师、警察、社工以及各色人等交织而成的地下社会交际网络之中，取得首手资料，写就了这本广受关注的书。在这本书中，他向世人揭示了被遮蔽的街头印象，比如单靠个人很难摆脱贫困状况；黑帮承担了城中城的部分社会福利功能；警察也是另一种“黑帮”。精彩的情景和情节背后，是令人深思的穷困群体生存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