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智性和诗意对抗这个世界

　　孙郁谈到，鲁迅在病中时，有一夜想让夫人开灯，但夫人没有“懂”。他只好看着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

　　这是鲁迅的温度，尽管多伏在冷峻的文字之下。他的第一本杂文集《热风》文字犀利，可其中有句话“有一份热，发一分光”。1926年，鲁迅和陈西滢就是否应支持学生运动发生论战时，胡适正是感动于这句话而劝说两人不要再战。

　　三十多年来，学界一直在还原一个更真实的鲁迅，只是这种还原仍需一段时间才能抵达大众。在孙郁看来，这个“可爱的战士”外冷内热，他一直在以诗意和智性的方式抵抗他的时代和这个世界。

　　超越时代

　　历史夹缝中的复杂灵魂

　　新京报：80年中，鲁迅的思想被分解在不同时代对他的表述中。他成为一个复杂体有历史原因，是否也与他本身的特质有关？

　　孙郁：中国人对鲁迅的认识很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过了80年，人们对他的认识还是有新意，这说明鲁迅有超越时代的特质。他的思想受尼采、克尔凯郭尔，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等很多人的影响，因而有奇特的能量，超越一般的感知逻辑。我们现在对他的认识从现实出发对他进行描述，但他有超现实的一面，这一点正在被更多人意识到。当我们诉诸鲁迅的文本，就会在他与同代人对同一件事情描述的差异中读出鲁迅的特性。比如讲上海，海派作家写的是声光电。而鲁迅写出了立体上海中人性的存在：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隔壁房间在听留声机，河中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新京报：他的生命历程在新旧时代的夹缝中几经波折；而他复杂而丰富的思想特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惠于”这样一个时代。

　　孙郁：他在所生活的时代受过很好的教育。鲁迅喜欢的是儒家文化之外的韩非子、庄子、阮籍那种智性的叛逆。中国古代的文人在被后人神圣化之后，人们往往看不到他们的复杂性。而鲁迅可以。例如“五四”时期桐城派古文受到批判，但鲁迅的文章其实如韩愈一样各体皆备，讲求章法。阮籍、嵇康反对统治者的方式，蒲松龄、曹雪芹的表述方法，这些不得志的读书人智慧都在鲁迅那里化为暗功夫。他的话语模式处在古文和白话文、日文和中文、日文和德文、德文和中文之间，很有弹性。

　　新京报：但鲁迅的这种暗功夫不易被人察觉，加之他杂文犀利的风格、观点，容易引发后人对他的误解。要如何看待这种矛盾？

　　孙郁：鲁迅杂文的观点代表不了学术的观点。他的杂文有一种艺术表演的气质，幽默、变形和夸张的方法容易产生歧义。比如他说“少读中国书”是在政府提倡读经奴化人民的背景之下。其实在开给好友许寿裳儿子的必读书目中，他列了很多古书。他曾说在中国成大事者，要有“学者的良知和市侩的手段”：对敌人有残酷、犀利的方式，但对善人他很温柔。比如在《这也是生活》中，他看着街灯，“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有动作的欲望”。他对抗这个世界的方式有很高的智性和诗意。

　　外冷内热

　　用变形的方式表达大爱

　　新京报：您曾说鲁迅的文字是“野性的、血色的、带有爱意的”，这句话便是如此。这用传统的概念难以解释，毕竟大多数人更熟知的是他杂文中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冷峻笔调。

　　孙郁：鲁迅文章表面很黑暗、尖刻、无情，但以变形的方式表达了爱。比如对于底层人，他贴着他们的灵魂在讲，当闰土叫出“老爷”，这样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也有罪，也参与到了不公的社会之中。他关注自己的内心，也关注他人的自我。韩国社会运动家、思想家李泳禧在上世纪80年代因抗议军事专政入狱，狱中感动于鲁迅所译《一个青年的梦》中的话：谈到朝鲜半岛，中国人总讲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藩属国，却很少想到它有独立的文明。读出鲁迅的外冷内热，才能读懂鲁迅的温度。

　　新京报：温度源于燃烧自己。有日本学者认为鲁迅和基督是一种类型的人，您也曾说鲁迅有一种“佛性”。

　　孙郁：我觉得鲁迅跟释迦牟尼、耶稣很像，他是在与苦难的肉搏当中燃烧掉自己，让大家进入一个光明开阔的世界里面去。中国古人不会审视绝望，从老庄开始就是逃逸的。而鲁迅拒绝逃逸，要和周围的恶势力战，战死为止。庄子和释迦牟尼都有另一个世界，但鲁迅就在此岸活着，面对飞沙走石，浑身遍体鳞伤，既像堂吉诃德一样，又有一点释迦牟尼和耶稣度人的慈悲。他自己只当自己是个普通人，但给了很多人活下去的支撑。

　　新京报：这些年知识界和大众舆论对鲁迅的认知在越发人性化，他的艺术收藏和审美也为人所知。鲁迅的审美与传统士大夫逃逸式的审美有何不同？

　　孙郁：鲁迅的审美有一种大爱。他研究金石、民俗，同时代的人玩得有遗老气，鲁迅则是发现日本浮世绘受到汉代造像的影响，继而又影响了法国的印象派艺术。他发觉人类文明是互动发展的，就向国内介绍西方版画，还在一八艺社指导青年画家。陈丹青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看20世纪中国画展时，感叹鲁迅指导下那些版画最鲜活生猛。因为他并不沉浸于空灵的快慰里，而是用艺术召唤灵魂，让人们看到现实中自己正在做奴隶，从而唤起人们对现实警觉并诗意地抵抗时代的压迫和污染。

　　异端存在

　　新京报：这种于绝望中诗意而智性的反抗方式，在当时不合时宜，在当下也被人以他厌恶的方式解读和纪念着。

　　孙郁：不合时宜的“时”也在当代。人类社会要规矩，而鲁迅不规矩。他总在问“从来如此，便对吗？”，总在对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追问，追问是另外一种可能。他质疑的不仅是社会现实、话语方式，还在生命哲学层面上对人存在拷问，这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是一样的。鲁迅这种异端的存在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挑战。就像戴锦华评论鲍勃·迪伦获诺奖：将反抗者封圣是历史记忆的有效阉割，现在我们对鲁迅偶像化，所用的本质主义简单区分好坏的话语方式恰是鲁迅要颠覆的。漠视鲁迅审美、精神哲学的特点而谈论鲁迅很有问题。

　　新京报：您将鲁迅称为草根左翼，并认为今后鲁迅研究的活力可能隐含在这个传统中。

　　孙郁：鲁迅晚年的左翼选择，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在两个路径里，没有政党文化的痕迹，始终保持独立性批判极权，这和周扬、夏衍等左翼作家有别。后来中国的文学理论路径与鲁迅的思想实际在不同的时空里。在我个人的兴趣里，草根化的左翼青年对于鲁迅的描述值得深思。他们在这份遗产里发现了走出苦难的资源，激活了想象力与创造力，但这些草根左翼的深层价值在长达八十年间的鲁迅研究中被注意得不多。鲁迅研究的生命力可能恰在这个传统里，这些年青年一代对于鲁迅遗产奇妙的对接，似乎证明了郁达夫当年的判断：热爱自己传统中伟大存在的人们是远离奴隶之路的有希望的群落。

　　新京报：沉入鲁迅研究中也是您的“寻梦”。有学者认为最好的研究是超越研究对象，而大多数鲁迅研究者都承认仍在他的深厚阴影下。您如何看自己的寻梦？

　　孙郁：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文革”后，对社会和自身都有困惑。鲁迅是解决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的一种参照。孙犁曾说，学习鲁迅不是用鲁迅的是非论是非，而是像他那样广泛地占有中外遗产。孙犁、莫言都从鲁迅那里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存在，而我多少有些依附。我对鲁迅有一点点像基督徒对《圣经》的依赖，这会有排他主义的问题，这也隐藏着一些局限。今天我们对鲁迅的崇仰与1957年后知识分子整体上垮塌了的大背景有关。鲁迅在当下的意义，归根结底是让每个人追求人格的独立性，成为一个丰富、有趣、有智慧的自己。人们都渴望成为自由、丰富的人，当下的人不易于实现这个渴望。于是，鲁迅成为一种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