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间，我们是如何“变着法”看鲁迅的？

　　鲁迅先生逝世八十年，但关于他的纪念与评说却远未定格，而是在此后的岁月里风起云涌，不断变迁。第一个四十年（1936年10月至1976年10月），他的形象在革命叙事的需要下不断上升，直至“文革”时被搬上神坛；第二个四十年（1976年10月至2016年10月）走下了神坛，他变得多元，也更碎片化。

　　回顾走下神坛后的鲁迅：反叛、励志；是文学家、思想家，也是艺术家；严肃，也有趣；是一个完整的鲁迅，也是一个碎片化的鲁迅。或许可以说，中国是什么样的，就决定了鲁迅被塑造成什么样。对鲁迅印象的变化，见证的是中国在变、我们在变。

　　1976-1985

　　第一个十年

　　走下神坛 鲁迅是可以批判的吗?

　　四人帮被捕，“文革”在1976年10月走到了尽头。《鲁迅批判》一书迎来了新的可能。这一年，距鲁迅逝世刚好四十年。

　　这本书写成于1935年，作者李长之使用精神分析方法，认为鲁迅在情感上“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性格上“坚韧、固执、多疑”，写不好都市素材，而写农村才能发挥那常觉得受奚落的哀感、寂寞和荒凉。

　　但次年一经出版，屡遭批判和查禁。国民党统治时期被排斥；日伪统治时期被列为禁书；共和国成立后，也受到批判。“文革”来了，所在的工宣队队员指着李长之的鼻子说：“鲁迅是可以批判的吗？就冲着‘批判’就罪该万死！”他不是被攻击的唯一一人，成仿吾等人同样遭到批判，各城市新华印刷厂翻印的《攻击鲁迅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揭发批判成仿吾攻击鲁迅的错误言论》将批判浪潮推向了高峰。

　　“文革”结束当年，一家出版社敏锐察觉到了历史趋势，于是联系李长之再版《鲁迅批判》，但需将书名“批判”改为“评论”或“分析”等温和的词。李长之不同意修改，结果也未能再版，他两年后逝世，结束了因评议鲁迅而经历的动荡一生。

　　即便这本书常被研究鲁迅的学者所引用，但查阅四十年间的图书，能看到以《鲁迅批判》为名的最早中文版本，却已是2003年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系列。艰难可见一斑，即便彭定安在1982年出版的《鲁迅评传》还烙上了较深的意识形态，为了鲁迅的形象全盘否定周作人。

　　但在这十年，神坛上的鲁迅毕竟有动摇。政治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神坛的意识形态基础开始退出历史舞台。鲁迅在砖塔胡同的邻居俞芳写的《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于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再次面世，真切感人，触及鲁迅日常生活，昭示一个即将到来的新时期。

　　1986-1995

　　第二个十年

　　重返文坛 无法直面的人生

　　走下了神坛的鲁迅，被安于何处？1986年，王富仁出版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呐喊》和《彷徨》做出学理性阐释，退去笼罩在鲁迅身上的意识形态，从政治框架拉回到了文学和思想研究范畴。

　　学者们反思，鲁迅如果不能被当做鲁迅来理解，对作者和读者都是伤害。首先做出反思的是文学批评家或哲学家。一方面，鲁迅本身是一个文人，退回文学的研究范畴理所当然；另一方面，对鲁迅与前三十年的反思还限于文化精英而未波及大众。

　　不管怎样，王富人等学者在1988年翻译谢曼诺夫的《鲁迅纵横观》（浙江文艺出版社）已说明，鲁迅可以被研究了。在此情形下，涌现出一批产生较大影响的学理作品，也成就了汪晖和王晓明等学者。

　　汪晖在1991年的《反抗绝望》（上海人民出版社）把“鲁迅的精神结构”和“小说的精神特征”及两者关系作为出发点，勾勒出一个矛盾的鲁迅形象。王晓明在两年后出版的《无法直面的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选择同样的切入点，将鲁迅的灵魂挣扎剖给世人看，不夸张，不矫饰，呈现出矛盾话语下的不安。

　　1994年，鲁迅研究迎来高峰，对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做的学理研究意识形态变淡。这一年还出版了孙郁编写的《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选编民国时期对鲁迅批判的报刊文章。这本书重现鲁迅遭遇过的攻击，阻止了鲁迅形象在“文革”后跌落的危险。指责鲁迅的文章能编辑出版，意味着环境变了，鲁迅被多元解读的时代变成可能。

　　1996-2005

　　第三个十年

　　回到人间 血肉丰盈的鲁迅

　　如果说刚从神坛退下来的鲁迅可以被当做一个严肃的学理研究对象，查阅1996年起十年间的图书状况，探索鲁迅作为一个“人”的书籍开始涌现。这些书不再限于学术研究，而是面向大众，总体转向更日常化的鲁迅。

　　颜汀在1997年编的《大先生鲁迅》（四川文艺出版社）拉开了这一序幕。这些年代久远的文章，记录了生活在平凡日常中的鲁迅，不喜音乐，喜欢孤单闷坐，不与人攀谈。

　　同年的《鲁迅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尽管在史料的使用上受到争议，但作者吴俊跟同时期的人一样，都在突破六七十年神坛上的鲁迅，用退去政治光环和不为人所知的细节来重建鲁迅。把鲁迅拉回到平凡世界已是这时的趋势，既不同于革命叙事亦不同于学理研究。这一趋势的高潮，还是林贤治在1998年修订再版的《人间鲁迅》，呈现出一个鲜活且血肉丰盈的鲁迅，特立独行而桀骜不驯。曹聚仁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鲁迅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于次年出版，他写的鲁迅不仰望不俯视，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到了新千年，对鲁迅的解读又迎来了一些变化。2001年，钱理群告别北大讲坛的演讲上，将鲁迅还原到历史现场和时代氛围，对生命足迹、思想脉络和文学作品进行文本细读。演讲被整理成文《与鲁迅相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03年出版。两年后，他的《心灵的探寻》（河北教育出版社）再版面世，从特定侧面呈现出中国成长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与鲁迅的认同与辩异，理解与误解，感应与隔膜。

　　2006-2015

　　第四个十年至今

　　个性化和世俗化 笑谈大先生

　　到了第四个十年，在现代学术撰写体例下，鲁迅研究变得越来越精细，重大的突破基本已完成。此情形下，孙郁等在2007年编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研究》（河南文艺出版社）回顾了前二三十年的研究。这一时期，回顾性评述成为一种新趋势。

　　围绕鲁迅的解读涌现出许多由公众知名度较高的学者或艺术家撰写的图书，吸引了大批读者。陈丹青在2011年的《笑谈大先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横贯古今中外的材料，“将死亡还给死亡，将鲁迅还给鲁迅”，行文直率潇洒。《大先生》（中国文史出版社）的作者李静从鲁迅的临终时刻写起，用意识流结构贯穿他生前逝后最痛苦和困惑的心结，描绘出一个历史夹缝中备受煎熬的鲁迅。

　　与此同时，网上也兴起了花样解读鲁迅的文章或图书，标题随性而吸引人，比如“大先生老男人”。这些文章截取鲁迅传记的一些片段成文，鲁迅爱吃甜点，爱喝点酒，有撒娇，爱开玩笑；是设计师，是广告达人，甚至是一个有点邋遢的老头。

　　经过四十年的努力，我们认识的鲁迅变得多元，心态上也更平和。但查看“百度指数”和“微博搜索”等数据，却依然令人担忧。百度指数关于鲁迅最高的是围绕“鲁迅简介、故事或作品理解”的提问，大多是为了应对考试、作文或初级创作；微博上出现了眼花缭乱的鲁迅励志故事或名言。我们仍处于一个大变化的时代，不否定个体的心灵或励志需求，但需要警惕单纯迎合这种需求的资本或权力。

　　撰文/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