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严复 剧变时代的启蒙探索者

　　喘息声从胸腔中艰难流出，一阵接一阵，微弱而沉重。1921年10月严复先生不行了。糟糕的身体在五十岁以来就每况愈下，咳喘病和用来缓解痛苦的鸦片成了生活中最折磨他的两件事。

　　但他的思维还是那样清晰，气已短，却强忍着在书桌旁坐下，决定提前留下遗嘱，“民国十年，岁次辛酉，十月三日……”，结束了简短的开篇，随即把“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列在了遗嘱赠言的第一条，期望自己的子女、同时代人和来者既不固守但也不偏废中国千年来的传统。他相信温和的改良和启蒙方案，比激进的革命更可能指引探索出现代化的方向。

　　10月27日，遗嘱成信刚两周，严复先生在福州郎官巷16号的住宅中撒手人寰了。他终年67岁，结束了身体的痛苦，也结束了在世人看来矛盾且不可理解的一生:他既被推崇为开一代风气的变革思想家，也被惋惜在晚年落伍于时代而变成一个守旧的保守老人。

　　百年前剧烈变动的晚清和民国初年在年谱上已是往事，但它们所面临的有关中西文化和现代化方向的问题并未离开历史舞台，反倒变得扑朔迷离。

　　矛盾面孔被选择性叙述

　　严复逝世前一周，是武昌起义的十周年纪念日。梁启超撰文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价值，“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人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人的事”。民主共和观念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正成为一个上升中的共识。不过，严复到临终仍坚持中国的未来在于温和的改良。

　　事实上，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严复就发表过《政治讲义》和《〈民约〉评议》等文，批判卢梭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导致辛亥革命所产生的混乱局面。他指出卢梭的《民约》（即今译《社会契约论》），被追捧后，“社会被其影响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从其法，然无济于治，盖其本源谬也”。严复说，社会契约论仅仅是卢梭自己推演出来的，不符合真实的历史情况，即便是远古人也并未是自由的，而帝制也不是一无是处，据此将卢梭的学说比拟于占星学。严复在理解卢梭的学说上是存在偏差的，但他的目的很明确，反对辛亥革命和那时的革命风潮。到民国初年，他直接批评了议会民主政治，肯定袁世凯的“权威政治”而提出被称为“尊孔保教”的主张。

　　文化精英很困惑，不禁怀念起了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的严复。他是那样的义愤填膺，在新式报刊上陆续发表了气势恢宏的时论文章，抨击晚清时政而挥斥方遒。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对这些时论文章由衷钦佩。尽管未直接参加戊戌变法，但变法失败后，他也沉浸在持续的悲痛中，作下长诗《哭林晚翠》悼念“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因而其青年和中年时期被归为革命派思想家、戊戌变法派的同道之士。

　　严复又的的确确反对民国初年的议会民主政治，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并列席了筹安会，从而被自然而然地被解读为“落伍于时代”了。但严复毕竟是晚清以来极为重要的思想家，毕生致力于近代中国的启蒙事业，批判了原教旨主义的儒学顽固派，翻译了欧洲近代启蒙和工业革命的重要典籍，也力推过英国的自由和民主思想。面对这样一个矛盾的严复，文化知识界于是选择性地赞扬和尊崇为中国做出过翻译贡献、批判封建制度的严复，却回避晚年严复。很长一段时间内，晚年严复常存在于尖锐的批判和责骂声里，生活混乱，吸食鸦片，沾染海洛因，这些在他的中英文日记中可得到印证。

　　风云突变的二十世纪迎来尾声，严复的政治思想渐渐得到了多元的理解。萧功秦和黄克武等海内外研究严复的学者，重新认识严复，从他早期到晚年的主要著作、按语和书信中做出分析，提出：严复不存在“早期的改革倾向”与“后期的保守倾向”的断裂，从不属于变法派或革命派，他贯彻始终的是若隐若现的渐进改良思想。即便是在《孟德斯鸠法意》（即今译《论法的精神》）卷五的按语中猛烈地批判帝制，“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也未认为要立即取消君主政治；即便推崇也强调欧洲的个性和自由，但还是没有成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孤独者的启蒙探索

　　晚清政局剧变，军事、政治和文化领域都遭受西洋冲击，如何在中西文明中做出选择成为那时最深刻的问题。严复是温和的保守或传统主义，但并不特殊，政坛上的张之洞、梅光迪等人的学衡派都大致如此。相比之下，严复对西方自由和民主的推崇更坚定，判断出那是西洋社会日臻富强的原因。只是即便如此，他还是和同样主张学习西洋的革命派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严复育五男四女，临终时只有二女儿严璆在陪伴，可谓逝于寂寞。这或也昭示了他在思想上的孤独，尽管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和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等职务，可既未得到时代的回声，也没有真正意义的门生。

　　保守派和革命派都被严复否定了。他的基本观点是，欧洲的工业文明和中国的农业文明都像生物一样。在欧洲，自主的企业、团体与个人，契约关系，以及议会民主等等，都是社会有机体内“各司其职”的“器官”，彼此相互配合与依存。中国则是小农经济、家族制度、官僚与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剥离西方的某一个器官做移植，都可能因失去了整体环境而与“绝然悬殊”的中国社会无法协调。

　　严复的思想源泉是达尔文进化论主将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即今译《社会学研究》）。欧洲早期社会学模仿生物学而提出的“社会有机论”，将社会构成比拟成生物器官。而这种构成又是变迁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从生物学演变过来的社会进化论将社会文明认为是成序列进化，而存在先进与落后的优劣。严复意识到中国在西洋面前的低位姿态，坚信“社会有机论”而选择了渐进启蒙的路径。帝制和农业文明塑造了根深蒂固的国民性，如果这一基础不改，革命并不能带领中国走向现代。

　　严复相信以“开启民智”的启蒙事业为根基，现代化才可能。在此意义上，也就不难理解他在1895年所作的《原强》中最早称呼中国人为“病夫”了。为了启蒙事业，他翻译《天演论》《法意》《穆勒名学》等书时，用旧观念译西洋新科学名词以便旧式文人看得懂，同时还历数八股的局限，主张新办新式学校，欣赏西洋各国“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教育。

　　尽管被指早年傲慢，严复确实是一个冷峻而务实的探索者，不附庸浪漫主义的潮流，在复杂的中西文明碰撞中寻求稳健的道路。但自古来，经济和军事很容易见证输赢，而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往往只能依靠争取“民意”而论证优劣。晚清民初，政治和社会氛围较难以接受偏保守、一点一滴改革的政治思想，“拔本塞源”的革命主张更能赢得支持。历史很难跟实验一样做假设。晚清民初，严复是否更可能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不得而知，而一切惋惜和感叹只是推测。

　　经历一个世纪后，我们更能切身体会到的问题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增长，却在走向现代化的途中、容易在现代化方向上不知所措，可能偏离人类文明的主流。推崇原教旨主义的儒学兴起，严复对传统的观点被选择性使用而不顾他思想的完整性。严复所指出晚清民初的“国民性”，“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经过百年中国的努力和反思已产生了变化，这正是他毕生从事启蒙事业的目的所在。严复的面孔确有矛盾的一面。但一个有着自己的局限和痛苦的人，不需回避，更不需美化，他独立而冷峻的伟大形象不会因此而模糊。

　　撰文/新京报记者 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