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梅维恒 文学史需要不断地重写

　　中译本历经15年方问世，这或许会让《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难以获得本应有的关注度。作为近年来海外汉学界最重要的两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之一，《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英文版在2001年即已付梓出版，比宇文所安和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早了9年。但“剑桥本”的中文译本却得以在2013年“抢先”面世，因此令长期暌违海外中国文学通史的国内学界与读者颇为关注和重视，成为当时的一本文学史热门书。

　　但即便有些迟来，由美国汉学家梅维恒主编的这部中国文学通史依然分量很重，不乏亮点。如今林林总总的文学史非常多，却经常有“千书一面”之感，可只要翻开《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目录，就会感到耳目一新。全书的基本框架不再是朝代分期，而是几大主题；因为在主题框架和时间线索的交织中努力涵盖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它有织锦一般的丰富感，在知识传递以外，尤其富于启发性。

　　最重要的是启发性而非面面俱到

　　我们为什么会重视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海外研究？相比于有两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极为短暂，大约一百年前才开始出现。几部开端之作包括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1897）、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和黄人的《中国文学史》（1905），在此之前，如今由文学史所担负的文学教育的功能，由诸种文选、诗品、文赋来完成。显然，后者内在于绵延的文学传统之中，更重视文学修养与技艺的培育，而“文学史”这一著述体式兼教育手段，从诞生之日起便带着外来者的眼光，内在于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潮流中，海外研究又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堪称是这一运动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夏著中对张爱玲、沈从文等人的评价，让中国的学者和读者重新发现了这些曾经湮没在意识形态大幕之下的作家。

　　当然，作为一部以传统文学为主要对象的中国文学通史，《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创新和启发并不在于对作家作品的价值排序，而主要在于其编排体式。梅维恒在采访中说，“总是去读那些按照朝代来划分的中国文学史，是非常无趣和陈腐的”，所以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他以主题为最基本的结构，全书分为七编，分别为“基础”、“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注疏批评和解释”以及“民间及周边文学”，其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编里再大致以年代为序——但又不完全依照朝代断代。

　　有一些议题和主题贯穿全书，也成为《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特色，比如思想和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互动，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梅维恒表示，这是在“以超越时间与文类的全新棱镜来审视中国文学史”。这样一种“棱镜”的设计非常有利于聚拢各方面的最新学术成果，读者很容易从书中获得梅维恒所强调的“新鲜和有意思之处”，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启发性而不是面面俱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文学史达成了它的目标。

　　但这种选择同样受到了争议。除了主题式的编排，全书又是四十多位作者分别撰写，尽管梅维恒表示自己通过前期的规划和后期的统筹实现了整体上的融通，但在英文版出版后，有多位学者批评这种编排方式让整部文学史缺少内在的联系，也体现不出历史的叙事性，更像是一部由几十篇小文章组成的“论文合集”。其中也包括《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编之一孙康宜，她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文学史，而是用历史视角撰写的文学论文集”，正因如此，“剑桥本”选择了以时间顺序为基本框架。

　　孰是孰非？实际上，文学史的写作本身就存在很多争议和暧昧的空间。除了“这是不是一本足够好的文学史”，像“文学史究竟是可能的吗”这样的讨论也从未停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很难有一本“完美”的中国文学史。正是要靠不断的重写，才能映照出更多元的、丰富的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再一次证明着，“如何书写文学史”这一问题，历久而常新。

　　【对话】

　　文学史需要关注文学本身

　　新京报：超过四十位学者参与了这部文学史的编写，多人共同撰写一部文学史容易造成观点、行文上的不协调一致，您是如何统筹的？

　　梅维恒：在我开始邀请这些学者参与这部文学史的写作时，我就详细地向他们解释了我的总体规划。当他们接受并加入到这个项目中以后，我又更加详细地向他们阐明了我的意图。在写作过程中，如果他们完成的内容不合于这部文学史的整体性，我会帮助他们修改，直到实现所有作者之间的一致和协调。

　　新京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是以主题和文体为基本框架，其次才是年代的分期。您的这一编撰思路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相比于以朝代为基本分期的绝大多数中国文学史，它的特色和优势有哪些？

　　梅维恒：总是去读那些按照朝代来划分的中国文学史，是非常无趣和陈腐的。用政治事件而不是文学自身的特征和品性对文学进行划分，是非常武断的。毕竟这是一部文学史，我想保持对文学本身的直接关注。

　　新京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避免了对文本的大量征引和具体赏析，同时也不像多数文学史那样，将主要作家单独列为专章。但文学毕竟离不开直观的阅读感受和审美体验，这种选择会有缺憾吗？

　　梅维恒：已经有非常多的中国文学选集（我自己也编过一些，包括《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和突出那些“明星”作家、大段大段引用文本的中国文学史了。我要再一次讲，那是非常无趣和重复性的，所以我希望无论如何能够避免这种老套。而且，在一部单卷本文学史中，也没有更多的篇幅来突出少数的重要作家了。

　　新京报：语言（文言与白话）和文人文化对文学文本的影响、各种思想和宗教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汉民族与少数族裔之间的互动……这些在“文学”外部的互动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让人印象最深的特点之一。在这些角度，海外汉学研究好像往往比中国本土研究更有优势？为什么？

　　梅维恒：之所以西方学者会重视用非传统的视角去研究中国文学，是因为我们无论研究什么，都总是要寻找更新的、更深入的理解方法；无论是在哪个学科，我们都不喜欢重复其他人已经说过的东西。

　　新京报：“文学史”这一形式是伴随着中国对西方学术体系的引进的，它天生带着一种“外来的眼光”。近年来有学者在反思，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文学教育强调知识的传授和掌握，但与传统的读本、文选的教育方式相比，不利于文学修养、趣味的养成。您对此怎么看？

　　梅维恒：对理解和鉴赏中国文学作品而言，文学史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文学史会将作品放置到社会和文化的脉络中去。过于强调作品本身，而忽视对它们所处背景的理解，反而会减损作品的价值。

　　新京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对于1949-1976的文学，包括1937-1949期间的解放区文学基本上是直接跳过的，但实际上这都是近年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您怎么安放它们在文学史中的位置？

　　梅维恒：关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研究资料非常的多，所以我不希望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宝贵的篇幅里重复它们所能提供的信息。还有，就像你说的，这一阶段的文学几乎完全被包裹在政治色彩之中，而我更希望尽可能地避免沉重的、政治性的议题。

　　新京报：很多古典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者，都隐约传递出一种“传统已死”的挽歌态度。但读《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感觉有一种延续性和开放性，乐于看到中国文学未来碰撞出新的形态。

　　梅维恒：我相信，伴随着互联网和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中国文学在不太远的未来将发生令人惊异的变革。在艺术领域发生的情况，同样也会发生在文学中，文学也会国际化。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