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菲 在微虫世界中拓展人文视界

　　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最年轻的女教授，田晓菲在美国东亚学界的影响力主要基于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近年来，她也开始关注晚清诗歌，并始终在教书、翻译和写作中涉及“文革”以及对创伤记忆的书写。

　　2016年，田晓菲对《微虫世界》的翻译获得韩南奖。在湮没百年之后，这本几乎被所有人忽视的晚清文人回忆录在被汉学界关注，也被更多人了解。

　　“我使用的底本是原抄本的影印本，稿本誊写者的字迹虽然相当工整，但是有些地方有涂抹修改，时而夹杂简短的批注，字体小而潦草，再加上虫蛀的痕迹，就更加不易辨认”。谈到《微虫世界》的翻译，田晓菲说，很欣慰这本令她感动不已的回忆录能得到关注，而对古典文本进行笺注是她基本上每天都在做的工作。正着手于《微虫世界》中文标点评注本的她，也希望这本尘封已久的书可以在明年和国内读者见面。

　　微虫世界

　　译解湮没百年的手抄本

　　新京报：您最早如何接触到《微虫世界》这本书？为什么会选择把这样一本连中文都很少有人阅读的书翻译到西方世界？

　　田晓菲：我是在翻阅《清代稿本百种汇刊》时看到这本书，书名激发起我的好奇心，仔细阅读之下，发现这真是一本奇书，于是产生了把这本书介绍给研究者和读者的想法。2010年，我在哈佛大学组织召开了一个“中国手抄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我宣读了一篇关于这本书的论文，那是我把此书介绍给学界的开始。

　　新京报：“手抄本”这种特殊的历史文本形式，为何能引起您的关注？它有哪些独特的学术价值或阅读价值？

　　田晓菲：印刷术直到宋代才开始普及，在那之前文本的唯一主要流传形式就是手抄。即使在印刷书籍变得普及之后，手抄书籍也绝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从此绝迹了，很多书，无论是前代的文集也好，还是当代的作品也好，仍然只以抄本的形式传世。《微虫世界》虽然写于十九世纪末，但却从来没有付印过，仅以抄本的形式流传，这种情形在那时候非常普通。如果我们只看印本，就会错过很多珍贵的文本。

　　新京报：《微虫世界》翻译获韩南翻译奖，您觉得获奖原因主要是什么？对您个人而言有没有特殊的意义？

　　田晓菲：韩南翻译奖是在韩南教授于2014年去世之后，为纪念他在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学方面的杰出成就而创立的。获得首届韩南翻译奖对我来说很意外，也是一项我格外珍视的荣誉。《微虫世界》本身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书，一部令我感动不已的回忆录，它在湮没百年之后终于得到更多人的了解和关注，这是让我最高兴的事情。

　　新京报：真正让这个译本表现出更大价值的还有您撰写的导语。您将《微虫世界》与太平天国的历史勾连起来，赋予其历史的意义与内涵。

　　田晓菲：我一向对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历史有浓厚兴趣。在我看来这本书有三个非常独特的地方。第一，记述太平天国的作品有很多，但这部书所记述的是作者还是一个七岁孩子时在太平内战期间的所见所闻。从孩子的角度来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难得甚至独一无二。其次，作者不是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名流，他是一个普通的士人，他最熟悉和关怀的是浙江省这个地方。但正因此，他的书让我们看到，在国家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巨变的情形下，一个普通个人怎么样幸存和生存下来，怎么样回忆和书写他的经历，怎么样为个人的生命赋予意义和尊严。关于宏观历史、历史名人、国家民族问题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但是从个人与地方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可以给历史增添一些具体可感的、人性的质地。第三，《微虫世界》虽然是用文言文写的，但是从结构到内容都非常具有现代性，特别展现了创伤记忆的特点，在自传性文学和行旅文学传统中都应该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古典研究

　　行文的质木反映思想的质木

　　新京报：对创伤记忆的书写，以及文学和个人创伤与历史创伤的关系也是您在学术研究中一直关注的话题。谈到学术历程，您曾就读英文系，后来又转向中国古典文学。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比较关键的转折点吗？

　　田晓菲：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接受的是传统式的古典教育，学习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自学课本用的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材。因此到上大学时，虽然有机会进入中文系，但却最终选择了英语系。在北大读英语文学时开始学习文本细读的方法，受到了文学研究的基础训练，这一训练在我读硕士和博士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在哈佛，我开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特别对魏晋南北朝情有独钟。这些都可以说是我学术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新京报：到海外后，华人的成长经历与文化背景，与“海外汉学家”的学者身份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矛盾或张力？

　　田晓菲：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是独特的，华人们的具体文化与教育背景也是多种多样的。另一方面，也并不存在一个浑然一体的“海外汉学”或者“海外汉学家”这样整齐划一的身份。一个身在海外并用英语写作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其观念和方法完全可以与一个清朝乾嘉年间的学者毫无二致。我觉得思想和视界只有开放和保守之分、宽阔和狭窄之分，没有种族和国界之分。

　　新京报：国际会议、互联网拉近了海内外的距离，但学术界仍存在时间差。您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路向在当下国内的传播尙显不足，却很可能成为几年后的一股潮流。国内有学者期待海外汉学家，尤其是华人汉学家，能打破海内外汉学研究的时间差。您对这一点如何看待？

　　田晓菲：这个时间差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料缺乏沟通造成的。海外汉学研究者对国内学术很关注，重点大学的图书馆一般有丰富的中文藏书和学术期刊，有健全的图书馆馆际借书连锁制度；研究者可以直接阅读中文研究成果，也很注意征引海内研究的相关成果，哪怕不同意一种观点，也会列入参考书目或在脚注里提到。我觉得国内的大学在支持人文学科方面，应该多把资金用于图书馆建设、购买相关的外语学术书籍、订购多种国际学术刊物。当然，不是所有研究者都可以阅读英文资料，因此在征引文献上往往忽略了英语世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这和二十世纪初期许多学者精通一门甚至数门外语形成显著区别。但也有一些研究者，虽然熟悉和受益于海外研究，却出于种种原因而讳言海外汉学带来的启发和影响，这是一种不良的学术现象。如果资料沟通更加顺畅，这样的现象就可以得到某种纠正。

　　新京报：在出国留学前，您已经是一位有名气的作家。在作家、翻译家的身份与哈佛大学教授的身份之间，您是如何做到平衡的？

　　田晓菲：近些年来我从事最多的是学术写作。对非学术方面的创作，特别是篇幅比较长的那种，常有很多设想，只是暂时没有时间顾及。不过，我在写学术文章的时候也比较注意结构和语言，因为文章不应该是机械的资料堆积，要有思想和论点，论证一个观点需要考虑文章的结构与阐述的清晰准确。在人文学科的论文里，行文的质木有时反映了思想的质木。至于翻译，很多翻译本身就是学术工作。其实用英语写作学术文章和用汉语最大一点不同，就是必须把文章所分析的作品文本都翻译成英文而且加以注解，这等于是对古典文本进行笺注。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做这种工作，这帮助我对文本进行细读、对我的研究非常有益。

　　新京报：您从小天资过人，一路走来都是“最年轻”的学者。对于“年轻”，您怎么看？

　　田晓菲：我今年四十五岁，年轻要看和谁比。年轻未必是优势，年老也未必就是资本。其实看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这个人都做了些什么，另外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可以像杜甫称庾信那样：“老更成”。人都会老（如果幸运的话），但很少人能做到“老更成”。我以此勉励和期待自己。

　　采写/特约记者 修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