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未尽，战士不朽

　　孙郁的家在宣武门附近，1912年在民国教育部任职时鲁迅来到北京，住的就是宣武门外半截胡同内的绍兴会馆。他一直试图离鲁迅近一些，走过鲁迅时常去的旧书店，也曾在鲁迅在上世纪20年代住过的小院里寻旧物沉思。

　　鲁迅实在难解。自其去世后，迷惘青年、激愤斗士、孤傲文人、冷酷批评家、幽默的旁观者……他的多重面目被尊崇也被误解。

　　从最初的阅读到理解鲁迅的忧思，再到忧思鲁迅并理解他的生命，与鲁迅的精神往来贯穿着孙郁近60年的人生，也融在80年来后人对鲁迅几番解读中。回望也好，往前追也罢，这个曾经不合时宜的思想者，仍以独异的姿态站在我们的时代里。

　　绝望中抵抗

　　自由战士的长久能量

　　1966年，孙郁9岁。红卫兵造反，父母被抓，在大连郊区的一个小镇里，没学可上的孙郁开始了对鲁迅最初的阅读。

　　早在上世纪20年代，鲁迅便蜚声文坛，《故乡》、《风波》等作品被收入民国语文教材。“文革”时期，大批作家、作品均遭禁，短暂沉寂后鲁迅部分政治性、批判性较强的作品却在“文革”中后期成为中学语文课堂上极少的文学教材，根据政治需要辑录的《鲁迅语录》也是与《毛泽东语录》并行的“红宝书”。

　　因父母均是1949年后中国最早一批中文系大学毕业生，当革命语录和红色经典盛行的时候，孙郁在家中读到的还有鲁迅的散文与小说。年岁尚小的孙郁虽不能全然看懂，依然嗅到了其中弥漫的“死亡气息”。

　　家门外，上演着那个时代对人性、生命的摧残。“我们一些老师被抓起来了，还有跳井自杀的邻居，小镇死了很多人”，孙郁觉得鲁迅写的就是他的小镇。然而当可怖的文字与可怕的现实重合，他发觉自己竟不再惧怕死亡，反而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那十年间，在夹缝中多多少少读到鲁迅的人还有莫言、钱理群和其他身心备受煎熬的人们。鲁迅的文字或在少年心中擎起一盏灯，或给绝望中的苦难人生硬地撑出了一条路。

　　此时距离鲁迅在1936年的那场葬礼已有30多年了。生前好友、亲属、弟子如许广平、萧红的追忆，张申府、李长之等学者的专著和瞿秋白、毛泽东等政治人物的论述，在差异和不同的空间中构建着鲁迅思想的复杂景观，内中纠葛了现代中国重要的精神内核。

　　从早年留日追随革命并历经辛亥革命后的苦闷期，到“五四时期”的激昂创作、新文化运动退朝后的孤军奋战，作为一个自由、孤独的战士，鲁迅始终毫不妥协地和他认为错误的敌人作战，在批判国民奴性和“吃人”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同时，亦批判自己的罪恶。他的生命哲学与思想包孕着阮籍、尼采、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影响，直面现实又超越现实，因而有独特而长久的能量。

　　多年后，已近60岁的孙郁用“无路中的行走者”形容鲁迅给人的启示。他借用现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的话：真正研究鲁迅的人，没有一个歌颂“文革”的——他们延续着批判精神，这也是鲁迅一生所坚守的底线。

　　旧院寻掌故

　　走近鲁迅的心性与温度

　　位于北京阜成门附近的鲁迅博物馆，依托鲁迅1924年到1926年间的故居建成。八年留日求学后，受到进化论、个性主义与民主革命等运动、思潮影响的鲁迅对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政局深感失望，遂在沉寂中校订《后汉书》、整理《嵇康集》，直至“五四”时期。原内西三条21号的这个小院，恰见证了他在“五四”退潮后的第二个高峰期。

　　当时，《新青年》团体已散掉，分化后的成员或升官，或退隐，或在苦闷、彷徨中继续前进。于思想矛盾中，鲁迅逐渐意识到，“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

　　这是他开译日本学者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原因之一。于天上看见深渊，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在冷峻现世中，内心火热的鲁迅察觉到，同道中人厨川白村的性情“是极热烈的”，“所以对于本国的缺失，特多痛切的攻难”。小说集《彷徨》、散文诗集《野草》、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及《坟》等杂文均创作于这三年中，关于改造国民性的立人思想也日臻成熟。直到1926年8月，因支持“三·一八”进步学生运动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鲁迅才离京南下。

　　30年后，鲁迅博物馆在其逝世日开馆。这是孙郁从大连到北京后拜访的第一个地方，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他毕业后的第一家工作机构。

　　“在编辑部狭小的屋子里，不时有些研究者小聚。王世家、张杰、周楠本等围在一起，谈鲁迅，谈文坛掌故。有时候一谈就是一夜，编辑部一片狼藉，但许多闪光的思想就来自这里”，在安放着鲁迅书、画、拓片等旧物的博物馆西小院里，孙郁离鲁迅的心性与温度更近了。

　　随着孙郁关于鲁迅的知识结构在博物馆中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鲁迅的认识开始摆脱政治化的语境。李泽厚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把鲁迅遗产放到包容康德、荣格等的世界性话语中阐释，从而接续了已断近50年的张申府对鲁迅精神意蕴的早期洞察。1981年，钱理群在北大开讲鲁迅，“要讲的是个人和世界的鲁迅，要忽略的是社会层面和民族国家层面的鲁迅”。加之日本、韩国等国外学者不染历史负担的鲁迅研究与国内互动愈多，“鲁迅”和他原初的样子也更近了。

　　错位的理解

　　“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这些年来，鲁迅研究回到了个体化的状态。摆脱了外在干扰是好事，但学者的研究不跟当代社会发生关系也是一个悲哀的事”，孙郁说。他主编的《鲁迅研究月刊》每年都会收到来自学界的大量论文，而思想闪光的是少数。

　　2009年，孙郁也开始在人民大学文学院授课。如今，大学校园少了八十年代思想自由、开放的氛围，更离鲁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大、女子师范大学兼职教书时的激荡时潮远了。在孙郁看来，我们还丧失了和前人对话的通道。俊美的神采在各类革命荡涤后优劣俱损，今人因文化断裂读不懂古人，对历史知之甚少，又难通融中西。在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1958年版的《鲁迅译文集》之后，孙郁也曾为编纂鲁迅译文全集招募人力，而今却很难找像鲁迅那样懂德文、日文又精于文学批评的人物。

　　鲁迅因而越来越“深”。80年间，鲁迅的价值有时带着政治色彩，有时又极富个人主义意味，仿佛被讲述的是不同的人。他的文字里有历史夹缝中的矛盾与纠结，也有外冷内热间的死灭和渴望，亦有幽默、智性与诗意。而鲁迅与时代波折间的纠缠，李长之在其去世前曾有一番评述：是陈独秀办了《新青年》，女师大有了风潮等一系列的事件成就了现在的鲁迅；然而，“我们更必须清楚，就是倘若不是鲁迅的话，他不会把环境这样选择着！”他于是呐喊、求刺戟、要生气，始终没脱离了做战士。

　　他曾明确地写到自己不是英雄，只是过客；他不自恋，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因为文章攻击的是现实的黑暗，文字当随着黑暗散去而消失。然而他不朽。恰是这个用文稿包油条的人，他的面目和精神被后人不断地阐释、分解。他成了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史绕不去的门槛，任何一个触及中国社会母体的作家不得不回望的身影。

　　“在历史人物描述方面，恐怕没有谁像鲁迅那样给人如此复杂的感觉”，孙郁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如尼采、福柯，他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话语逻辑和夹在新旧时代中特有的知识结构，“他表达的方法是爱因斯坦式的，而我们是在牛顿力学的时代去理解他”。

　　无论是孙郁、钱理群还是汪晖、陈丹青，从不同层面研究鲁迅的人都逐渐意识到，在中国漫长的文化传统中，鲁迅是一个独异的存在。他待生命如河流，始终在质疑、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生命哲学中寻找另一种可能。他不被容于自己的时代，却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交叠在他身上的历史夹缝，以及它的重量和黑暗。

　　当下，我们是否已经走出鲁迅的时代，或是赶上了他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初期，当鲁迅翻译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时，或不曾想到那句“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竟也是自己的谶语。而无论是哪个时代，对鲁迅如何理解，甚至如何容忍，都是对一个社会宽容度和开放度的检视，也是对每一个人完成自由生命、独立思考的深刻警醒。

　　B02-0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