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个人权利需要民法总则来明确

　　■ 社论

　　将个人信息保护写进民法总则，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个人信息被非法泄露的问题。但是，这是将一颗权利的种子播进民法典，明确了个人信息的“权利本位”。

　　民法总则草案于10月31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首次加入了保护个人信息的内容：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利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不得非法提供、公开或者出售个人信息。

　　近年来，电信诈骗成为民生之痛，前有山东徐玉玉之死，后有清华大学教授刚卖完房子，信息就被泄露，结果被诈骗1700多万元，全社会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呼声达到了沸点。这次保护个人信息进入民法总则草案，也在意料之中。

　　当然，将个人信息保护写进民法总则，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个人信息被非法泄露和电信诈骗的问题。但是，这是将一颗权利的种子播进民法典，明确了个人信息的“权利本位”，而不是“义务本位”或者“管理本位”，为今后公民据以维权、起诉、索赔，提供了坚实的逻辑起点。

　　大而言之，民法何为？民法典何为？民法是调查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或者说是对于私权利的定分止争。民法典就是为了巩固改革成果，保护私权，留下民事主体契约自治，防止公权任意干扰的空间。简言之，民法典是为了解决一个时代权利问题。

　　法学界有个笑话，就是讲《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的。埃塞俄比亚这个非洲落后国家，因为引进了一流的国际法学家，专门编纂了一部民法典，体系完整、法条精准，被公认为“最专业的民法典”。但是，因为严重脱离了具体的国情，沦为“屠龙之术”。

　　相反，中国作为世界GDP第二的经济大国，经济运营、合同履行、产权保护、侵权追责等是需要一部好的民法典来捍卫的。而以个人信息泄露引发的“徐玉玉案”为代表，此类社会顽疾频现，也迫切需要一部民法典来规范之、震慑之。

　　新中国历史上，曾有四次编纂民法典的努力，但都因市场经济不发达，立法者对私有产权等基本理念难以达成共识而流产。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编纂民法典，这是在中央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此后，第五次民法典编撰(即本次民法典编撰)正式启动。现在正在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是整个民法典的总则篇，而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法总则”部分。

　　《民法通则》不仅包括了民法基本原则，还包括侵权、合同法等内容，在当时法律奇缺的情况下，《民法通则》起到了“小民法典”的作用。之后，《合同法》《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陆续公布。

　　但也应看到，这种分散的民事立法的弊端，就是各方之间需衔接、有矛盾的问题，特别是代行“总则”职能的《民法通则》还是30年前制定的，有着明显的问题：规定粗疏；带有计划经济色彩，其中甚至有“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无效”等古董条款。

　　而且，当初的“分散立法”为了顺利通过，刻意回避了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包括房产70年到期后“自动续期”是否收费问题。现在，个人信息保护写入民法总则草案，则是一种主动对民生问题的契合。

　　这些灵活操作曾起到了推动改革顺利进行的作用，但进入民法总则编撰阶段，需要做出长期稳定性的制度安排，用以巩固近40年来的改革成果，像历史上《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那样以法律奠定百年的产权、经济格局。

　　总之，中国《民法总则》草案立足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立足于像徐玉玉这种全社会都关注的焦点、痛点，是一个不错的出发。期待着，更多的个人权利像“个人信息保护”一样，能够列入民法总则，使之承担起巩固社会进步的成果、奠定中国百年格局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