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跪拜”会让我们不自在？

　　权且言之

　　在中国，“跪”这一古老的形式，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礼仪，而是掺杂了复杂的等级、尊卑等社会因素，它与自由平等的现代理论格格不入。

　　这几天，出现了两则关于“跪”的新闻。一是韩国三星的中韩高管“跪拜”中国客户，二是某人收徒接受跪拜礼。事实上，几乎每次，关于“跪”的事件，都会引发关注。比较典型的，是曾经出现多次执法城管与摊贩“互跪”的情况。为什么呢？“跪”的效应太大，面对可能导致的舆论，即便是“强势”如执法人员，也同样“伤不起”。

　　“跪”，在中国或者韩国，都属于“国情”。但国情各有不同。在韩国，跪拜的确是正式礼仪的一种，因此三星公司的韩方高管自己跪拜经销商，可以理解。不过，这事放在中国的语境中，就有了巨大的文化偏差。这是因为，在中国，“跪”这一古老的形式，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礼仪，而是掺杂了复杂的等级、尊卑等社会因素，它与自由平等的现代理论格格不入。

　　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又有俗语：上跪天地，下跪父母。历史地看，跪拜的伦理内核，一是敬畏，二是臣服。如果在现代社会，我们还能接受“跪拜”的存在，往往是在以跪拜表示“敬畏”的场合，比如，皇帝祭天，节日祭祖，歃血结义，或者庙里拜菩萨等。其特点是，所拜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抽象的鬼神。我们熟知的拜“天地君亲师”牌位，所指的天地固然是抽象概念，而君亲师，也不是指具体的个人。比如过去私塾拜“师”，跪拜的，其实多是至圣先师孔子像。

　　当跪拜的对象，从鬼神转而为人时，表达的往往是臣服。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古代臣子对皇帝的三拜九叩，表达的就是这种人身依附关系。而正是由此核心，发展出了三纲五常、层层跪拜的封建等级制度，鲁迅深刻地将之归纳为“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等级井然的社会秩序，也许颇能符合一些“秩序强迫症”的美学观感，却掩盖了当事人的血泪。

　　正如“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俗语，或者古代的学徒制，在平淡的形式之中，其实未尝不暗含着处于等级末位的妇女或学徒们代代相传的苦与怨。也因此，有人说，只要有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存在，中国便没有真正的精神贵族；精神贵族，只有在坚信“真理及法制面前无论尊卑皆平等”的前提下才可能存在。

　　因此，为什么即便是“你情我愿”的跪拜，也会让我们当代人感觉到“不自在”？因为它隐含着人身依附关系的赐予与确认，因而即便不是针对我们自己，也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对自由的侵犯，这是一种“同情”之感。柏拉图有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作为当代人，我们热爱孝敬父母，尊敬爱戴老师，视顾客为“上帝”；我们可能感恩他们的付出，敬佩他们的学识、思想及能力，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让“我”放弃自我；反之，如果我们持现代意识，便也会认可，无论自己能力或者贡献多大，也无论是怎样的“老传统”，都不足以让自己完成对另一个人的泰然占有，因为这究其实是一种微观的“专制”。

　　“跪拜”现象时有出现，且每次都触动国人敏感的神经，并不是坏事。它一方面提醒我们，传统的“鬼气”还时隐时现，另一方面，也表明文明的进步与平等自由观念已经比较深入人心。

　　刘志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