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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穆斯林女性上街需要裹上头巾,佩戴面纱,不能参加派对,而西方文化在这里也不能够再传播。在这样一个思想被禁锢的威权环境中,热爱文学的纳菲西带着七个“勇敢和脆弱交织”的伊朗年轻姑娘,在她的家里客厅开设“私人文学课”,进入纳博科夫、简·奥斯丁、菲茨杰拉德和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世界。
纳菲西,这位从伊朗极权政府阴影中走向美国的女作家,是小说的理想读者,小说甚至成为了她逃离现实禁锢与暴力,摆脱不自由生活状态的魔法棒。而这本《想象共和国》,表面上是文学评论集,从三本小说——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辛克莱·刘易斯《巴比特》和卡森·麦克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研读美国社会。但实际上,它延续了纳菲西写作的母题——在阅读小说中获得并捍卫己身自由。这种捍卫的努力,承载了我们所亟须的三种勇气:敢于听从内心选择的道德勇气;敢于逃离庸常规定性的存在勇气;敢于直视孤独的交锋勇气。
道德勇气
“健全的心灵”战胜“残缺的心灵”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中国被当做儿童文学读物,是成人阅读的盲区。纳菲西把它当做理解美国精神的入口,在她看来,美国精神的迷人特质就体现哈克身上,这个被放逐的混血儿,拒绝接受文明社会的规训,像一艘抛锚的小船。纳菲西断言,“这个国家虚构疆土上的真正英雄都是边缘而颠覆传统的流浪者。”
哈克和他的朋友,黑奴吉姆,乘着筏子在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在流浪路上,他曾有机会把他交给奴隶主,然而他的内心始终在“交还是不交”的抉择中煎熬。当时的美国社会,蓄奴制还是一种“合理、正常”的制度,哈克不交出吉姆会被认为是“犯了罪”,但他无法背叛朋友。
纳菲西告诉我们,哈克只是个孩子,纵使再叛逆,他依然会受到所谓“社会公认道德评判”的影响而彷徨,“我越是研究这件事,我的良心就越是折磨我,我也就越是觉得自己邪恶、下流、卑劣”。然而,纳菲西几乎哽咽地指出,“道德的选择来自一个健全的心灵,来自对世界和对自我的不停质疑”,而那些来自“体面”社会的人——教徒沃森小姐、道格拉斯寡妇乃至有教养的汤姆,拥有的只是一颗“残缺的心灵”。
哈克有一颗健全的心灵,他最终选择给吉姆自由。如果这是邪恶的,那么哈克已经做好了下地狱的准备。
纳菲西从哈克这个个人主义者小流浪汉身上,看见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道德选择。哈克最终的道德标准和“正常的社会”完全对立,它是和自己搏斗的勇气的产物。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所谓“文明社会”中定义哈克的行为?纳菲西给哈克贴上了“成功的失败者”标签——“他们没有妥帖地顺应社会、遵循社会规则、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者,而这种失败是他们最大的成就。”
存在勇气
倾听“微弱的心跳”
美国商人巴比特先生完全是哈克的反面,他渴望地位和所有物质成就的外在标志,但纳菲西敏感地看到,他的心灵是残缺的。
《巴比特》是一部反映美国商业文化繁盛时期城市商人的小说,它的作者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辛克莱·刘易斯。巴比特是刘易斯这个有着“哈克式”流浪汉气质的作家刻画的对立面——“一个终其一生以循规蹈矩为目标的男人,加入对的俱乐部,拥有对的东西。”
巴比特过着富足而刻板的中产阶级生活,他是美国进入消费时代的“标准化”产物,但他依然会空虚,企图寻找“真正的生活”,他曾经为此而外出漫游,却始终没有勇气承受因为抛弃“标准生活”而带来的社会冷落,最终他重新投入了原来的商人生涯。巴比特让人想起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里那个以画家高更为原型的证券经纪人思特里克兰德,他为了心中魔鬼一般的艺术之火而抛弃生活,甘愿变成塔希提岛上的野蛮人。巴比特缺乏这样的勇气。
然而,纳菲西带着女性特有的慈悲的耳朵,捕捉到了巴比特“微弱的心跳”——那一闪而过的存在勇气,差一点就要放弃曾有的一切而重新上路。
纳菲西复述了小说的一个细节——某天早晨被闹钟吵醒的巴比特想继续睡眠,此时他梦见一个“那么苗条,那么白净,那么急切”的小仙女“在神秘小树林那边的幽暗处”等他,而梦境中的巴比特“无忧无虑又英姿飒爽,她会等着他,他们将一起航行到远方去——”,然后,送牛奶的卡车声侵扰了梦境。梦醒后的巴比特自问:为什么他前程似锦却依然还是不能餍足?他的答案是:我不知道。
纳菲西察觉到,小说人物巴比特是作者刘易斯的仿制品,他在公共生活中的欢乐和活力,“都是为了掩盖巨大的空虚”,他那“伪装成小仙女模样出现的自我,始终在避开他。”巴比特放弃了反抗,“他们完完全全地打败了我!”无力的结局让我们惊心。
然而,纳菲西依然给我们提炼了最后的希望——不管生活多么标准化,你的梦中一定会有一个小仙女反复盘旋,她代表了冲破生活的勇气,即使她那么微不足道。
交锋勇气
不再服用“精神阿司匹林”
擅长书写“美国式孤独”的美国南方女作家卡森·麦克勒斯认为,孤独症是一种“美国病”。她笔下的人物都是有心灵上的表达障碍的畸零人。这些孤独且不合群的人,“显示出了一种新的城市的孤独,这种孤独将为美国小说投下一道长长的阴影”,纳菲西这样写道。
在研究美国精神时,纳菲西认为孤独是重要的一项特征,而美国小说的一项贡献是“表达出了一种现代世界的现象,导向一种情感自闭和社会自闭的个体的孤立”,而卡森·麦克勒斯的代表作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则是诠释这种孤独症的最佳写照。
麦克勒斯对这本书的描述是:“五个不合群的孤独者寻求表达,寻求在精神上与比他们自己更强大的东西融合的故事。五个人中有一个是聋哑人,约翰·辛格——整本书就是以他为中心展开的”。其余四个人——饭店老板比夫、黑人医生考普兰德、劳工鼓动者杰克和女孩米克,每个人都有一片秘密的理想,却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沟通渠道,他们把辛格当成倾听的对象。这个哑巴是他们逃避苦闷的幻觉,他们以为辛格都能理解。
无法沟通的孤独带来绝望,绝望产生暴力——杰克用头撞墙,考普兰德殴打妻子,而辛格的自杀,则是最彻底的暴力。
辛格的自杀使幻觉消失。他的死成为这四个人的一种解放——逼迫着他们直面真实的自我,让他们通过自省酝酿出一种与孤独交锋的勇气,他们不再服用“精神的阿司匹林”。
不要以为解除幻觉很容易。纳菲西看到这四个人的挣扎——辛格的死标志着米克童年梦想的结束,而杰克、比夫和考普兰德,他们终于不能再简单地将孤独转化为暴力行为。既然幻想已经死亡,他们就不得不做些什么。即便纳菲西说情况依然不乐观,但希望还在,“虽然他们的朋友死了,但他们的冲动没有死,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更有意义的方式来将冲动表达出来。”
沉溺在孤独的状态中并没有任何益处,纳菲西提醒我们,唯一可以拯救我们的就是勇气,它是一种古老的理想——“一种人可以赋予无意义的生活以意义的信念。面对世界,同时面对它的痛苦与不幸,不逃避闪躲。”勇敢的纳菲西女士,几乎是在呐喊,“每一代新人都必须找到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应对他们自己特有的孤独。”
心是孤独的猎手,但心捕获了什么?——捕获的是与孤独交锋的勇气。这勇气也许是萤火虫的微光,也许,更像菲茨杰拉德小说里,那一抹“港口尽头的绿光”。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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