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更适合冯小刚来拍

　　【一家之言】

　　由于和刘震云有着多年的合作，在对作品的了解上，冯小刚会比别的导演更有发言权。《一句顶一万句》中写到的民族性问题，以及两部作品共同具有的苦涩格调，恰好都是诞生佳作的两大条件，冯小刚在《一九四二》中没能拍出来的某种憋屈感，或会在《一句顶一万句》那里得到宣泄，很有可能缔造一部荡气回肠的电影。

　　电影没拍出原著中厚重的“孤独”

　　在近些年的电影市场上，这样的情况是很罕见的——从拍摄到公映，编剧都是最大的看点。《一句顶一万句》的卖点，就是它的原著作者和编剧刘震云。于是我们得以看到这样的奇观——刘震云的名字，一直排在监制、导演、演员的前面，成为该片的营销中心。

　　这样的格局，其实已经决定了影片的基本属性：《一句顶一万句》走的不是大片路线，商业片属性也不是很清晰，影片里包含的人文元素，也不宜过度宣传，否则容易带来风险，这种风险包括对原著进行后续开发的风险，以及票房风险。所以，《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主导的作品，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但它的故事则是模糊的。

　　它的故事是在讲“孤独”。孤独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关键词。原著出版的时候，文学评论界就把它形容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想要找个人说话、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说话，是刘震云在原著中表现“孤独”主题的形式。但更深层的是，原著还是在讲民族性中的悲苦、凄凉，讲过去漫长一个时期，人与人失去本真联系的社会成因。刘震云用“车轱辘话”式的幽默句式，为自己打了一层很好的掩护，把过去近百年中国人如何一步步陷入“孤独”境地，非常准确地写了出来。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讲得当然也是孤独，只不过说的是一对夫妻，是如何在琐碎的生活中，如何找不到话说，最终不得不走向离婚结局的。这对名字叫牛爱国和庞丽娜的夫妻，也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被纷杂社会干扰太多，忽略了心灵建设，使得现代社会中包括夫妻关系在内的诸多社会关系，都面临着“说不到一块去”的尴尬。但牛爱国和庞丽娜的故事，很难承载起原著里厚重的精神，观众容易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婚姻破裂的情感片来看待，这显然不是创作者的初衷。

　　《一句顶一万句》更适合成熟导演操刀

　　作为一名新导演以及年轻导演，刘雨霖能把《一句顶一万句》拍摄成现在这个水准，已属不容易。她是在用工整的手法甚至带点学院派气息的手段，把原著中较好表现的一条情节线，转移到了银幕上。电影肯定是没跑题的，刘雨霖试图让观众感受到的孤独感，的确也感受到了。她在处理细节时所融入的一些艺术片元素，也让电影显得和一般的院线商业片不一样。但对读过原著并因此对电影有较高要求的观众来说，现在这部电影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

　　《一句顶一万句》可以说是刘震云最好的作品，因为人物繁多、时间跨越度漫长，也被认为是改编难度很高的小说，但这些困难并不是阻止它成为优秀银幕作品的理由，它或更适合一些业内资源调度能力大、有更深人生阅历、尤其是对原著背景有深刻认知的导演来拍摄。比如王全安和娄烨，包括姜文、宁浩、陆川等，但或许是囿于风格和以往的题材选择，观众会觉得他们很难与这部小说联系起来。甚至周星驰和王家卫，也比刘雨霖适合。所以不必苛责一个年轻导演，毕竟这么大部头的作品，冯小刚来拍观众也未必会买账——哪怕冯小刚被许多业界人士视为最适合拍刘震云作品的导演。

　　冯小刚不应放弃厚重历史题材

　　由于和刘震云有着多年的合作，在对作品的了解上，冯小刚会比别的导演更有发言权。尤其是在成功与刘震云合作了《一九四二》之后，把握《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作品，冯小刚会有更多经验。《一句顶一万句》中写到的民族性问题，以及两部作品共同具有的苦涩格调，恰好都是诞生佳作的两大条件，冯小刚在《一九四二》中没能拍出来的某种憋屈感，或会在《一句顶一万句》那里得到宣泄。京味文化与河南文化的碰撞，很有可能缔造一部荡气回肠的电影。

　　但冯小刚还是选择了《我不是潘金莲》——这部也将要公映的电影，是刘震云的另外一部小说。舍《一句顶一万句》，取《我不是潘金莲》，一个可以解释的原因是，《一九四二》没能得到预期的评价，尤其是没能得到市场更好的回报，让冯小刚对这类厚重的题材灰了心，继而放弃了更有历史感的题材，开始选择了艺术探索的方向——以圆幕的形式来呈现《我不是潘金莲》。冯小刚曾说过，如果早期的《月亮背后》、《冤家父子》等影视作品能够获得成功，他就不会拍贺岁片，直奔《一九四二》去了。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一九四二》能够成功，观众将要看到的冯氏电影，将不是单看名字就很有噱头的《我不是潘金莲》，而是内容更深沉的《一句顶一万句》了。

　　好在，被评可以改编出十部电影的《一句顶一万句》，眼下只拍出了一部，原著中“出延津记”的中心人物杨百顺，才是这部小说的灵魂，期望冯小刚导演能够有机会把他搬上大银幕。

　　□韩浩月（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