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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案5年,湄公河航运的黄昏

公路分流货物,跨境走私被严打,境外港口关闭,加剧了航运衰落

2016年11月07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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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平号和玉兴8号停泊在泰国清盛港口。五年过去了。从岸上可见,两船都已锈迹斑斑。新京报记者 罗婷 摄
10月13日晚,关累港,街边的烧烤摊已经准备收摊。店主介绍,这两年跑船的人少了,生意也远不如以往。
10月14日上午,关累港,没有货物可运,大量货船停靠码头。
空中俯瞰关累港。
10月14日上午,关累港,工人依靠在货物旁休息。数据显示,2015年关累港进出口货运量7.4万吨,比上年下滑了近一半。A14-A15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今年的秋冬之交,位于云南西双版纳的关累港格外安静。

  这是澜沧江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个港口,出了国门,它的下游将改名为湄公河。往年这个季节,关累码头上都是搬运货物的工人。苹果、石榴、大蒜的味道在码头上流动,空气辛辣而芬芳。

  如今,二十多艘中国船只停留在此。船长们抽着水烟发着呆,没有货物可运。有的船干脆已遣散了船员,他们回到内地,寻找新的工作。

  今年10月,新京报记者先后乘民船、执法船回访湄公河流域。“湄公河血案”五年后,流域已日渐太平。但随着航运的衰落,船员们陷入了新的忧虑。

  开航23年,湄公河航道正在迎来史上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船员阴影渐消

  枪声渐息,朱安新第二次回到湄公河,还参股买了一艘船,又做船东,又做船长。而他的儿子在泰国结婚生子。朱家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

  五年过去,湄公河流域两岸的景致已完全不同。

  关累码头下行240公里,就到了当年的“湄公河血案”案发地孟喜岛。 2011年10月5日,“华平号”和“玉兴8号”两艘中国商贸船就是在这一水域遭劫持,13名中国籍船员被杀害。

  这是金三角的核心地段,缅甸、老挝、泰国三国交界,河道宽阔,浅滩遍布。

  五年前,糯康集团在此驻扎,在水上建了竹楼。种田打鱼,也“动刀动枪”。

  经过这一带,必须放慢速度,不能东张西望,也不能拍照。随时准备停船接受检查。这是当时一条不成文的铁律。

  如今开船到此,53岁的朱安新(化名)仍战战兢兢。他从不在这一带停靠。在湄公河上,很少有人比他的经历更离奇——湄公河惨案发生前,他曾先后经历枪击、绑架。

  第一次发生在2009年2月。这天,朱安新开着“盛达号”商船,与三艘中国商船同行。一驶入孟喜岛区域,4艘缅甸快艇迎面驶来,向四船扫射。“宏源3号”的大副白军在二楼吃面,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

  更残酷的事发生在2011年4月。这天朱安新驾驶“渝西3号”为金木棉集团运石头,在孟巴里奥浅滩被劫持,同时被劫的还有“正鑫1号”、“中油1号”两艘商船。19名船员、15名乘客被扣押在船舱,三名船长则被单独带到深山之中。

  在山里,朱安新被双手反捆,面部盖上毛巾,再被灌水,六次因呼吸不畅而晕厥。

  绑架者要求他对着录像机供述自己运毒,他最开始说一两斤,对方说“不够,差得远”。他最后交代,共运了20多吨毒品。

  后来他才知道,这段录像被作为证据,要挟他供职的金木棉集团拿出了500万人民币赎人;而刑讯他的那人叫翁蔑,是糯康集团的“行动队长”。

  最绝望时,朱安新一度觉得自己活不了了,想过晚上偷枪自救,却苦于手脚被绑,也不会用枪;想过坐小渡船时把船弄翻,与对方同归于尽,另一位被绑的船长低声说了一句“万一还有一线希望呢”,把他劝住。

  他的妻子是船上的炊事员,同样被绑,五天四夜里被人用枪指着做饭。

  被解救后,朱家逃也似的离开了关累。朱安新到内河去开挖沙船。两个月之后,他又被公司的人劝回去,在相对安全的金三角一带开客船。

  “湄公河惨案”发生时,他离案发地不过几公里,他当时听到了隐隐的枪声,看到泰国军人把船上的水果拉开,把毒品搬出来,一边录像。

  惨案发生后,他们彻底灰了心。他妻子恐慌到达了极点,她几乎不能听到快艇的声音,一有点风吹草动就大哭,整晚失眠,“真的是怕完了”。他们又回了四川老家。

  直到2012年9月, 昆明市中院对糯康集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绑架罪等罪名公开审理,朱安新作为证人出庭,陈述绑架案的细节。

  此后枪声渐息,朱安新第二次回到湄公河,还参股买了一艘船,又做船东,又做船长。而他的儿子在泰国结婚生子。朱家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

  不道歉,不收船

  五年过去了。从岸上可见,两船都已锈迹斑斑。“华平号”一层的弹孔痕迹清晰可见,“玉兴8号”二层露台的仙人掌长得鲜绿。

  从关累港出发,经过200多公里的航行,中国商船会到达泰国清盛港码头,在此卸货,再运送泰国的货物回到中国。它是距离中国最近的泰国港口。

  在港口的最前端,“玉兴8号”和“华平号”仍静静停着。五年过去了。从岸上可见,两船都已锈迹斑斑。“华平号”一层的弹孔痕迹清晰可见,“玉兴8号”二层露台的仙人掌长得鲜绿。

  现在它们由泰国水警管理,不许任何人上船。泰国在船边上设立了“预防湄公河区域犯罪中心”,30多位警察在此工作。问及五年前的惨案,该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说,“没有人知道真相是什么。”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泰方希望中方能尽早把船运回国。

  “玉兴8号”船主何熙伦证实了此事。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遇难者家属,他的哥哥何熙行、嫂嫂陈国英在惨案中遇难。他们来自四川宜宾。

  以家族为单位行船,这是湄公河的特色。每艘船都是一个大家庭,有夫妻、父子、兄弟。人们在甲板上种上了花、养了鸟,有的还摆上了麻将桌,这个水上的“家”变得舒适、愉悦,有了乐趣。

  但惨案迅速击垮了何家和其他受害者家庭。

  出事后,何熙伦为这个案子终日奔波,妻子和他离了婚。哥嫂的女儿从大学退了学,一度抑郁,试图自杀,后来她选择在偏僻的地方工作、结婚生子,从不提起此事,何家也没过过清明节。家庭聚会时,一有人说漏嘴,家里的气氛马上就变了。

  其他家庭的情况也相似。亲人遇害后,家属们离开了湄公河。“据我所知,有两家人都离开老家,去到陌生的城市,就是为了忘记这件事。”何熙伦说。

  但何熙伦忘不掉。他是家属中最“执拗”的一个。为了要一句道歉,他坚持不愿把船开回国。“玉兴8号”是他借钱买的,才开了半年,没有收回本钱。事发后,他欠债一百多万,“饭都吃不起,我也不能把船卖掉。”如果可能,他希望把船建成博物馆,纪念他的亲人。

  电影《湄公河行动》上映后,家属们第一次建了微信群。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请记者和律师,去泰国追问事件的真相。也有人泼冷水,说事情已经尘埃落定,没有转机了。寥寥聊了几句,部分家属退了群。

  10月17号,是傣族的开门节。湄公河流域的四个国家都过这个节日。这一天,人们唱歌跳舞,在河边放孔明灯、水灯,纪念逝者、祈求幸福。

  何熙伦在老挝的班相果码头放了几盏水灯。不只是他,在湄公河流域上下的各个码头,能买到水灯的中国船员,都会为逝者点一盏灯,顺着湄公河漂流而下。

  “这条江是靠走私撑起来的”

  由于边境线漫长,两国村寨接壤,运输货物有天然的便利。有些地方没有路,走私者还用推土机现场开路。

  从关累港出发,下行82.5公里,是中国境外的第一个重要港口——缅甸索累港。

  乘商船路过时,新京报记者看到,十月的索累码头显得冷清寥落。

  这个码头设施简陋,未设联检机构,也不办理出入境边检和报关手续。属于缅甸的地方武装掸邦东部第四特区管辖。

  关累港海事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两年,这条江(的生意)是靠走私撑起来的,而走私,就是靠索累港撑起来的。”

  湄公河流域四国的物价差异大。泰国的鸡爪4元人民币一公斤,昆明卖20元;泰国红牛进价2元,中国则卖7元。但由于中国方面的贸易限制,这些货物不能进入中国。另一些货物如棉花、木材允许进入,但要缴纳关税。

  便利的边境条件,使“走私”成了最优解。这也是湄公河上行船人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

  人们在泰国装货,在缅甸索累港卸货,不进中国国界。索累港口,无数小卡车排着队,每辆车拉四五吨货物,直接通过中缅边境的240通道进入中国。

  由于边境线漫长,两国村寨接壤,运输货物有天然的便利。有些地方没有路,走私者还用推土机现场开路。关累港办事处的办公室主任感叹打击走私之难:“走私的通道太多,而监管不在中国,你不知道货什么时候会来”。

  但好景不长。2014年,湄公河航运的黄昏开始迫近。

  2013年底,从昆明到曼谷的昆曼公路全线开通,全长1800余公里。陆路节省了在港口搬运、等待的时间,相当部分的蔬菜、水果等易腐货物被分流。

  2014年4月,缅甸政府颁布禁令,禁止本国原木出口。此前,中国商船承接了大量运输缅甸木材的业务。缅甸拥有亚洲现存面积最为广阔的原始森林之一,中国的需求量蔚为可观。一纸禁令让湄公河本就衰落的航运雪上加霜。

  关累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关累港进出口货运量7.4万吨。据关累边贸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陈宏了解,这个数据比上年下滑了近一半。“但是不仅仅是我们口岸,湄公河其他口岸的货物量也在下降。”

  今年2月,缅甸国内政局动荡,决定关闭索累港。

  另一岸的中国,最近一年,西双版纳州打私办、农业局、工商局、海关、公安局等14个职能部门联合开展打击走私行动。

  索累港走私之路的切断,成了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压在湄公河航道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湄公河的水蚂蟥”

  河上的男人们长期缺席家庭,很多都离了婚,下了船也无家可回。更重要的是,除了开船的技艺,他们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对流域外的陌生世界一无所知。

  10月下旬的泰国金三角码头,因为没有生意可接,近10艘中国船聚集在此。

  20多公里之外,清盛码头同样停着20多艘中国商船。

  往年这时是运输旺季,泰国的水果断档了,中国出口苹果、石榴、雪莲果至此;国内也要开始囤上一些泰国百货,备年底之用。繁忙时,晚上码头上开着大灯作业。但今年那几盏大灯都没开过。

  船长吴德昌坐在“嘉隆9号”的二层,“呼噜呼噜”吸着水烟。船上无事可做,他一天能抽掉两包。他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多久。“嘉隆9号”边上,同公司的两艘船已经停了三个月,船员早已被遣散。

  吴德昌今年43岁,已经在湄公河上飘荡了23年。他入行的1993年,正是湄公河航道故事的开始。

  那是段颇有些英雄主义的故事。那时,湄公河流域全是原始丛林,河边游荡着猴子、麂子和马鹿,还能见到老虎和熊。200多公里的水路,一路往下,船员们要经过23处险滩,21处激流。“湄公河的每一块礁石,都是船撞过的。”吴德昌说。

  自然是残酷的,人们习惯于烈日骄阳,船舶失事。湄公河流域最大的修船厂老板回忆,十多年前,几乎每个月都有商船失事。关累港海事局还特地制作公示栏介绍了4起重大沉没事故。其中最严重的一起,4人死亡。

  但高风险也意味着高利润。上世纪90年代运费最高时能到700块一吨,如今的价格则降到了100块一吨。1994年,吴德昌已经每月能挣五千块,五湖四海的人都争着来做水手。如今没有生意,船员们的工资也降到了三千。

  大家都在默默盘算自己的未来。可以确定的是,大多数船现在一个月都跑不了一趟,已经处于折本的挣扎状态。吴德昌推测,春节一过,江上一半的货船都开不了了。有些船主,已经在考虑如何把船脱手。

  但离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河上的男人们长期缺席家庭,很多都离了婚,下了船也无家可回。更重要的是,除了开船的技艺,他们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对流域外的陌生世界一无所知。

  吴德昌把船员们比作“湄公河的水蚂蟥”,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好与坏、炎热与安稳,“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说的,进到监狱里的人,开始是讨厌它,后来你慢慢习惯了它,再后来你会离不开它。”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实习生 黄奇波 云南西双版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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