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从不相信世界只一个样子

　　从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到刚完工的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荣获“建筑界最高奖项”的王澍和他领衔设计的作品一直是聚光灯下的焦点。然而，王澍自称是个“老古董”，不会开车，不会用电脑，画图还是用铅笔。

　　找到了乌镇与互联网的关系

　　新京报：刚刚完工的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最近备受关注。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

　　王澍：这其实不是完全的新设计。我去年春天开始接触，当时已有设计，施工已开始，但被叫停了。就像是建筑得了病，我其实是去治病的。

　　新京报：主要是什么问题？

　　王澍：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定位不准，另外一个是水土不服。它是国外设计师的一个不错的设计，但它是一个泛泛的设计，可以放在中国任何一个新城里做会议、展览。另外，它是一个很大的建筑，21米高，8万多平方米。按照原来的设计，这么大的体量基本就是三个大方块，每个方块的边长差不多都超过100米，是没有任何装饰的现代建筑。

　　新京报：从建筑设计角度，把一个小镇文化和互联网相结合，难度高吗？

　　王澍：非常难做。乌镇那么小一块地方，你需要用非常特殊的手段，才能让那么巨大的一个建筑像隐形飞机一样呆在那，不觉得突兀。乌镇的建筑很小，这些房子怎么能跟那么大的巨型建筑放在一起，而不让人觉得乌镇就变成了侏儒？这很难。

　　新京报：你接触后从哪些方面着手设计？

　　王澍：会议中心原本是个大玻璃盒子，把人封在里面开会。这跟互联网、互联网时代的特点都不符合。互联网是一个高度分散的结构，里面有很多自发的、小巧自由状的东西，这与在大会堂里开会完全不是一回事。

　　如果现在你去看，除了外立面材料，我还在它的外表皮增加了一个小活动场所的系统。接近地面的一二层，我们密集设计了很多小空间和小场所，半室内半室外，做到不淋雨。就像是从乌镇里拆出来的小亭子、小廊子，每处都能容纳十几个人讨论事情，有小火花可以得到碰撞。通过这个系统去打破原来封闭的系统。

　　新京报：找到了乌镇和互联网的一种关系。

　　王澍：对，如果从空中俯拍乌镇的屋顶，就会发现，乌镇的屋顶就呈现在这些建筑的立面上，整个立面其实就是乌镇屋顶的投射。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开其实特别有意思。乌镇就是一个碎片化、平民化的结构，这个其实跟互联网的本性一样。所以表面上看两者根本不搭界，但本质上非常有关系，我把这个关系找到了。

　　从来不相信世界只有一个样子

　　新京报：你在新书《造房子》里提及童年的感知，比如对土地和劳作的亲近。这种生命最初的感知对建筑师来说，都有哪些具体影响？

　　王澍：还是有很多影响。比如我的建筑周围很少有硬地，建筑都是插在泥土之中，这是很直接的表现。

　　我的建筑的核心观念是以劳作为基础的，一般建筑师是以画图为基础的。这些经历之间都有因果关系。我七八岁时在新疆生活，那时学校停课闹革命。那还是吃饭凭票的年代，食物很紧张，老师们在校园里开垦出了70亩土地，自给自足。我跟在大人屁股后，当小工。印象很深的是跟大人一起做泥砖，那时，泥砖是整个新疆主要的建筑材料。我们一帮小孩儿都站在模子里，用脚把泥巴踩成砖头，然后太阳把它晒干。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生活环境在成长中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对土地的亲近，还有现在我对传统工匠做法非常熟悉，这种熟悉根源于当年对劳作本身很感兴趣。

　　新京报：你会看网上的评论吗，关于你和你的建筑？

　　王澍：我不会用电脑，很少上网。画图现在都是用铅笔手绘，也很少用尺子。也不会开车，属于“老古董”的那种。就像前面说的，我从来不相信世界只有一个样子，世界是多样的，我也是多样化中的一样儿，也是差异化中的一小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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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王澍：蛮满意的，特别遗憾的事情没有。一个事情做好了就有满足感，我们的做法就是把每一天该做的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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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如果过去的事可以重新选择，你会怎么做？

　　王澍：我觉得几乎没有重新选择的可能性吧，因为你每天碰到的新事情几乎都跟过去的事情类似。事情实际上是反复、重复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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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你希望未来社会从哪些方面做出改变？

　　王澍：我希望还是少折腾，一个好的社会，文明、文化要想能发展下去，需要积累。我们经常犯的问题就是刚积累了一点，就被折腾掉了，最后就处在很低的状态上。

　　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