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搞强拆，根本是对农民没感情

　　宣布取消农业户口是一句话的事儿，能不能给农民提供和城市居民大体相当的服务，才是问题的实质。

　　保持农民收入增幅每年略高于居民

　　新京报：最近几年农民收入涨幅连续高于城镇居民，但是从收入差距上来看，仍然相差不少。是否有具体有效的解决途径？

　　陈锡文：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从增长速度上来看，连续多年农村居民收入高于城镇居民，而且相对的比例关系上也是在不断缩小的。这就代表了一个很好的趋势。

　　今年的状况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幅都比去年略有降低。但从前三季度的情况来看，农民的收入增幅还是高于城镇居民。所以从目前来看，很重要的一条是千方百计保持好这个态势。政府要加强政策的支持力度，保持农民收入增幅每年都能略高于城镇居民。假以时日，总有一天会缩小到一个合理的范围。

　　新京报：中国的粮食产量一直在增长，为什么粮食进口的数量也在增长？

　　陈锡文：一是粮食生产供应方面，我们提供的粮食品种和市场需求的粮食品种对不上号。比如说这几年，市场需求增长最快的粮食品种是大豆，但是我们国内的大豆产量不仅没有增长，反而还略有下降，要满足市场对大豆的需求，就不得不进口。第二，小麦、稻米、玉米等其他粮食品种，我们的产量本来是够的。但为什么还要进口？主要是我们的粮食价格不具有国际竞争力。

　　新京报：今年上半年，在国内部分粮食主产区，有些种粮大户在减少种植面积，有些则干脆退掉了租来的土地。这样的现象是否普遍存在，会不会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

　　陈锡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东北实行玉米收购，由国家来制定临储价的收购。这个政策从2007年开始实行，今年取消。按照临储价格，到年底政府肯定会收购农业经营户的粮食，而且这个价格从2008年开始每年都在提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给农业经营户提供了不断扩大经营的条件。

　　但是现在条件变了，政府取消收购，改成了市场定价。这样一来，种玉米就有了风险。所以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由于过去粮价比较高，而土地的租金是按照粮价来确定的，那么如果粮价跌下来的同时租金没有降下去，一些人当然无法经营下去。

　　所以才有了多种形式的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机制，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托耕代管、购买社会化服务等等。这些是当前有效规避风险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农业户口取消与否应和公共服务挂钩

　　新京报：今年，全国30个省份都取消了农业户口，这项改革是否能给农民带来实质性的好处？

　　陈锡文：中央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城镇户籍人口应该提高到45%。中央提出了这个目标，但是地方说我已经取消了农业户口，那这个目标怎么去落实？政府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取消农业户口之后，给所有人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那取消和不取消没有什么意义。

　　宣布取消农业户口是一句话的事儿，能不能给农民提供和城市居民大体相当的服务，才是问题的实质。

　　新京报：有专家认为，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也要推进，农村的房地产交易也将逐步推开。你怎么评价这个观点？

　　陈锡文：到现在为止的改革方案里，规定的是宅基地可以流转和退出，但是只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范围之内。有很多人觉得不过瘾，我为什么不可以去买？当然中央还在研究，有很多法律上的规定，要去考虑到底该怎么办。

　　在我看来，宅基地制度是集体经济组织对它的成员提供的住房保障制度。如果谁都可以去买宅基地，那这个制度本身就瓦解了。

　　新京报：未来有没有可能实现宅基地入市？

　　陈锡文：从长期看，农村不是搞建设的地方。农村和城市至少在基本功能上是有明显区别的。由于在功能上的不同，我认为不可能出现农村人口越来越少，而农村的房子不断增加的情况。那是违背规律的。

　　征地拆迁冲突与地方政府的政绩观有关

　　新京报：目前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流转，在农村土地流转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陈锡文：问题还是有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安徽小岗村的会议上说得很清楚，他说三权分置，首先要把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选择权交给农民，不能代他做主。这也点出来，有些地方实际上可能存在代农民做主的行为。第二，不能简单地说农民进城打工之后，土地就必须流转。如果他在城里站不住脚怎么办？要让他有一个来回尝试的过程。所以正如总书记强调的，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要过多地去干涉。另外，农民的土地流转给谁，以什么价钱流转，都要由他们自己来协商。

　　新京报：最近，河北一起因征地拆迁而发的杀人事件受到关注。征地拆迁引发的流血冲突屡次发生，我们应该如何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陈锡文：一方面，各级地方的党委政府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绩观。问题往往体现在该做的事儿没做好，或者没做到位。比如说，地方政府申请的征地手续上级是否批准，是否对农民公示，赔偿农民是否接受？这些问题如果都处理好了，就没有太大问题。现在大部分地方因为征地拆迁引发的恶性事件明显减少，但是个别地方仍存在。为什么这些事儿还没做到位就着急去做呢？就是急于出政绩。

　　另一方面，能否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和办这些事情的公务人员的情感有关，要看他对农民有没有感情。可以想一下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能不能接受。人家要是深更半夜跑到你家，拆你的房子，把你的家具都扔出去，你肯定愤怒坏了。那么现在你用这些手段去对付农民，从根本上说是对农民没有感情的问题。这两方面如果把握好了，这些问题可以明确减少或者杜绝。

　　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实习生 赵明